盧兄：
來信收到。你說：「以前我真沒有想過，美國有新聞自由的憲法修正案的時候，竟然還沒有真正的新聞業。你提到的《華盛頓郵報》和美國政府的抗衡，是不是那個有關越戰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你以前在給我講尼克松的『水門案件』中提起，卻一筆帶過了，沒有展開。現在能不能詳細講講這個事？」我就試試吧。
美國曾經是一個紙上的制度遠遠超前於社會現實狀況的國家。你要知道，美國直到第十九個總統海斯總統時，才剛剛在白宮用上電話。我有時候也想，一個現代的制度在一個後古典的國家，是怎麼運作下來的。一方面，他們非常幸運，越過一個個難關沒有翻船，雖然支付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它是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大國，沒有別人的經驗可以借鑒。而他們走過的路，卻可以成為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後來者應該設法避免他們發生過的悲劇；不能因為美國打過一場內戰，因此認為自家要打一場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另一方面，他們幸運的是，在上層，他們有一個依據《獨立宣言》和憲法理想的文化和精英核心在那裡；在民間，哪怕再後古典，那是一個自然發展中的社會，經濟制度、民間社會，都沒有被政治強行扭曲。
美國新聞業也是處於自然發展的狀態。凡是自然發展的新聞業的特點，就天然站在權力的批評者的角度。我們現在都已經習慣了公僕的說法，按理說，公僕為大家服務，做得好是應該的。出現問題，公眾有權知道、有權批評。這個監督、批評的角色是天然地由媒體擔當起來的。因此，政府和媒體之間的衝突也是很容易發生的。我曾經告訴過你，兩百年發展下來，美國政府已經習慣了媒體的社會角色，很少去「惹」媒體。可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戰期間發生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美國政府卻和兩個大報打了一場官司。
在這個時候，美國建國已經將近兩百年，聯邦政府已經是建國初期不可能預想到的一個龐大國家機器了。站在今天，美國人會很慶幸，幸虧在他們的制度還不完善的時候，聯邦政府相對也很弱小。政府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又深涉國際事務，如同一個巨人，行動帶著很大的慣性，一個失誤，就可能帶來大的後果，要轉回來也並非易事。假如沒有完善制度的制約，政府更是可以為所欲為了。
說到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不能不提到六十年代涉入越南戰爭最深的一個人，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
麥克納馬拉是肯尼迪總統1961年上台以後，把他從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位置上找來當國防部長的。肯尼迪被刺殺以後，約翰遜上台，麥克納馬拉還是繼續當他的國防部長。這一段時間，是美國在越南戰爭中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的階段。麥克納馬拉參與了這一時期越南戰爭政策制定的全過程。可以說，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所有重大決策，都是經過麥克納馬拉之手出去的。所以，有一種說法是：越南戰爭是「麥克納馬拉的戰爭」。
越南戰爭以後的幾十年，美國人對越戰的教訓做出了各方面的檢討和反省，也對當年參與決策的每一個個人的所作所為都反覆地查驗。毫無疑問，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誤，麥克納馬拉和當年的肯尼迪總統、約翰遜總統，要負重要責任。麥克納馬拉本人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承認，他們這些當年為美國制定政策的人犯了錯誤。「我們錯了，可怕地錯了！」他的聲音在電視上反覆地播出。
麥克納馬拉是美國管理階層的典型精英，受過良好的教育，自信、聰明、堅定，同時對自己有明確的道德要求。可是，無論有多少好的教育，不論你多麼聰明，人的智慧總是有限的。面對複雜的「冷戰」局勢，麥克納馬拉這個聰明人還是義無反顧地踏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淖，後悔莫及。
「冷戰」時期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期。誰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狀況。在「冷戰」期間，由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組成的兩大陣營，相互對峙。在美國人的眼中，極權制度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按理，兩大陣營大可各自試驗自己的制度。可是，一方面「冷戰」緊緊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是一個雙方都擁有核武器的新時代。有世界大戰的教訓在前，對雙方來說，對方都擁有毀滅性的武器，所有的人都是神經緊張的。事後諸葛亮可以說，對方並不一定是一個成功的制度，不用那麼緊張。可是在當時，沒有人敢掉以輕心。軍備競賽，對戰略要地的錙銖必較，防止對方陣營的擴張，對當時的人來說，是性命交關、生死存亡的大事。非常慶幸的是，雙方還算是克制的，沒有弄出一場大家一度都以為無可避免的毀滅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得承認在這樣的壓力下，是很容易犯錯誤的。
越戰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我們大概只能夠說，自己的運氣比較好，不必在一個緊張的時代，被迫面臨一個這樣困難的判斷和選擇。
麥克納馬拉對越南戰爭的動搖和懷疑，當他還在國防部長任上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和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是分不開的。早在1966年11月，麥克納馬拉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的安排下訪問哈佛大學，和哈佛大學反戰師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辯論，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在和一些哈佛教師的談話中，不由自主地說道：有必要將美國對越戰爭的歷史寫下來。
以後，從1967年開始，麥克納馬拉對越南戰爭的激情開始消退。他公開反對轟炸北越的人口密集地區，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要求約翰遜總統明確限制派到越南去的美軍人數。但是，戰爭本身已經在他的推動下高速運轉，他想讓它停下來也一時做不到了。他的反對意見總是被總統約翰遜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否決，他的意見越來越得不到總統的重視。與此同時，美國在越戰中繼續越陷越深。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想全面地檢討一下美國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想知道當前的政策到底是怎樣形成和演變過來的。他沒有經過總統和國務卿，就在自己管轄的國防部內，搞了一個「越戰歷史專題組」，由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局ISA的萊斯利·蓋爾伯負責。
美國國內的反戰聲音的高漲，在越戰決策問題上，國內反對派的存在和漸漸強大，使國防部長本人產生了懷疑和不安，從而產生了這一計畫。麥克納馬拉要這個專題組全面地收集美國幾十年來對越和印度支那政策的資料，分類編輯匯總，要求「包羅萬象並且客觀」。他不要求專題組來回答什麼決策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要想了解的是，美國是怎樣從「二戰」結束走到1967年深陷于越南這一步的。
為了理解麥克納馬拉的想法，我們必須了解美國政府的一個歷史淵源，這就是美國政府行政分支官員的輪換制度。
你已經看到，在建國初期，美國的聯邦政府官員很少，政界還是少數人的活動領域。那時候的權力結構更分散，大部分所謂從政的人都是在地方上施展身手。而聯邦政府的財政、外交、國防等領域，只是一個不大的圈子，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少數人群。經過三四十年，到1826年，這種情況有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那一年，第一個出身平民、從1812年對英戰爭中打出來的安德魯·傑克遜當選為總統。他非常反感那種少數精英統治的政治，主張「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新總統撤換前任任命的行政官員，搞大換班。這種制度，有一個不大好聽而很容易誤解的名字，史稱「政治分贓制」。
在這樣的制度下，誰也別想在行政官位上端鐵飯碗。民選的總統一換，任命的官員就要隨之更換了，誰都只有一屆兩屆的機會，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種制度的好處就是，民間和社會底層有德有才有志的人，可以通過參與政黨活動參政，一旦本黨領袖當選，自己就有機會「分贓」，踏入以往被少數人壟斷的政治管理層一顯身手。
美國政府立法和行政分支的定期改選，行政官員的輪換制度，使得美國政府的政策永遠處於動態之中。在這樣的體制結構下，美國是沒有必要提倡「改革」的，它永遠在改革。它的糾錯機制和決策機制一起，是這種選舉和輪換制度的本能。
只有理解了這種制度結構，才能理解美國內外政策的動態性質。美國的管理者是民主選舉出來的。可是，並不是說民主制度就不會犯錯誤。它一樣由人來決策和判斷，任何人的判斷決策都有可能出錯。但是這個制度不容易惡意地堅持錯誤。自私和私利擋不住對錯誤的糾正，因為這種糾正，不依賴於人，而依賴於制度。
這是不是說，美國政府的政策就沒有連續性、一貫性，就不可靠了呢？事實上，儘管美國每四年一次大選，大選之間還有一次中期選舉，總統和國會議員處於輪流大換班之中，但是從幾十年的時間尺度來比較，美國的內外政策，相比其他大國，卻是相對最穩定的。因為民眾價值觀的穩定，通過選舉表達出來，決定了美國政府政策的相對穩定。
麥克納馬拉在1967年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產生疑惑的時候，回過頭去看，這個一貫自信的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