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上次給你聊林肯總統的故事，是想讓你能夠感受一下，什麼是現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們完全不同於建國初期政治家們的紳士風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國是必然的趨勢，也是美國國父們在制定憲法時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來，林肯總統是一個非常倒霉的總統。他面臨如此分裂局面，局勢逼著他做抉擇。他無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的判斷，兩害取其輕。不論哪一種選擇，他都必須背負沉重的後果，因為他是總統。至於他的判斷是對是錯，是今天在美國仍然有爭議的事情。
在現代民主政治下，選票在民眾手中，會出現許多試圖利用民眾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國人，從小在學校讀《公民讀本》，了解政府權力擴張的危險性，了解三權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約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權利。可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況下，民眾是多麼容易地被政治家說服和左右。我們經常可以讀到那些剛開始民主化轉型地區的人們的抱怨，說民主一套雖然熱鬧，卻有很多醜陋現象，老百姓也沒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虛作假，還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時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顯得秩序井然。這種抱怨，源於對民主的思想準備不足。民主制度並不承諾永遠正確，只是給民眾提供了更多機會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選擇。
事實上，民選的議員仍然可能通過不符合民眾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員也可能背離民眾。尤其是監督制度還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完善的時候。理論是可以單純的，社會生活千變萬化。人對社會發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國初期的美國是一個有大量移民，成分複雜、流動的貧窮國家。今天的秩序，其實經歷了二百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經驗。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這裡講給你聽。
你已經看到，美國民主剛剛開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機、走向內戰，把社會推到危險的邊緣。南北戰爭其實是政治家們遵循他們的政治理念，遵循他們自己對國家、民眾根本利益的理解，堅持要去打的一場戰爭。如果說得極端一點，那是林肯的戰爭。即便那是一場「正確」的戰爭，從民主的角度來說，也很難說是大多數民眾的願望。我們已經看到，權力階層即便在民主社會，仍然不等同於單純的民意集中和表達，它可能成為一種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為一種調度民眾的力量。
現代民主國家，不論它是君主立憲制還是共和制，實際上都是代議制民主。也就是說，它都是間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選的、但基本是精英階層的議員和行政官員在代民議事。即便是林肯總統這樣出身貧苦農夫的兒子，在他入選總統的時候，你可以斷定，他自己本人已經不再是一個貧苦農夫，而是一個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專權的國家，他們的議會可能充斥著大量底層民眾，因為在這裡並不需要議員們事實上的管理和判斷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夠控制他們。
因此，代議制民主，總是一個精英佔絕大多數比例的管理階層，這是現實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們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後，再根據自己對民眾利益的理解來決策的。也就是說，一個政治家和他的選民之間，總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須比民眾更有「前瞻眼光」，壞的政治家則偏離民眾利益。
因此在民主社會，民眾最起碼需要一個知情的權利和公開討論公共事物的平台。民眾必須知道政府在試圖推行怎樣的政策和立法，必須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員在他們的監督之下，而且有權質詢和他們有關的重大議題。民眾必須有表達反對意見的機會。制度必須提供讓民眾表達反對的機制。今天，美國國會在提出一個議案之後，都公之於眾。在表決之前，媒體已經有過充分的討論，各個相關的利益集團，也會通過遊說，向國會議員傳達他們的意見，強烈反對的人們早就走上街頭遊行。這樣國會強行通過「壞法案」的機會就有可能減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來也會被民眾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國建國初期，這樣的一套民主監督機制恰恰都還沒有完善。
就從表達民意的媒體來說，在今天，美國人都知道，他們最重要的陣地就是媒體，最重要的權利是言論和新聞自由。可是從林肯年代倒回去半個世紀的建國初期，媒體在很長時間裡，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開始甚至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實好理解：在那個時候，美國論經濟的話，還太窮；論印刷技術，還沒有發展；論民眾的文化水平，還普遍是文盲。沒有今天意義上的媒體，只有「古典的報紙」。
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前夕，十三個殖民地加起來，只有二十幾張報紙。在打贏這場戰爭的1783年，全美國只有四十三張報紙。而且，那時的報紙，是沒有什麼報社記者的。只是那些有著簡陋印刷設備的人，在印著一些小冊子、書的同時，順便印一些刊登新聞的、信紙大小的小紙片。這些印刷廠老闆自寫、自編、自印的當地新聞，這就是美國的「古典報紙」了。富蘭克林就干過這個，他們家樓下就曾經有一個簡陋的印刷機。很多這樣的出版社兼印刷廠的地方，必須賣點其他雜貨，才能維持生存。
識字的人也少。還在殖民地時期，這裡的人就意識到教育的至關緊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數城鎮，不論其規模大小，都已經為建立學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師的工資、建得起學校的。直到1790年，美國的立法機構才立法，免費給兒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點教育。等到這些孩子長大，成為潛在的報紙讀者，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同時還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語的人湧入美國。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國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權利法案得到通過。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國的國父、各州的精英們，他們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當時美國的水平、民眾的水平，確實還遠遠落在後頭。
在1787年，傑弗遜說，「假如在政府和報紙之間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讓我來決定，我毫不猶豫會選擇要報紙。」在1788年，華盛頓將軍說，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報紙刊物能夠送遍美國的城鄉，這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能夠「維持自由」。說著這些話，他們就像是在面對一個非常遙遠的未來的美國。
那個時候，美國的印刷技術遠遠落後於歐洲。直到1816年，大多數報紙還是手工印刷。古典報紙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貴的東西。印數很低，質量也差。大多數的紙張都是從英國進口的。直到1790年的紐約，才剛剛有了印數達到一千份的報紙。一般都只印幾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報紙的發行太困難。一張報紙經常是私下傳來傳去地，要傳給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門羅總統的時代，大多數的美國報紙還是每周、每兩周，甚至更長時間才出一次。美國的紳士們主要是看萬里迢迢用船運來的英國報紙。英國報紙才是正經的現代報紙，可是，一般民眾是看不起的。
對立的兩黨政治開始的同時，民主就自然開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揚自己的觀點，要動員民眾支持自己的主張，要「擴大影響」，就會想到報紙。雖然一開始，這樣的「古典報紙」還無法抵達普羅大眾，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圍的讀物。
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報紙不僅很少，讀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國報紙的產生和歐洲的傳統是一樣的，它是民眾的耳目，是自由城鎮的社會公器。在歐洲，最早的時候，是大家出錢，請一個新聞人，每天舉著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關心的事情，也就是新聞，喊出來。這裡有當地的新生兒的消息、婚禮和葬禮的消息、雜貨鋪新到商品的消息，總之，它的誕生是因為大家的需要。
在華盛頓和亞當斯任正副總統的時期，他們的紳士之風，使他們完全置身於黨派的媒體大戰之外。而當時的內閣成員，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以及作為國務卿的傑弗遜，都強烈感覺到，自己需要有一個喉舌，把自己的聲音喊出來。這是任何黨派誕生之後，都自然會想到的事情。漢密爾頓資助和支持了宣揚聯邦黨人觀點的《美國新聞報》，而傑弗遜暗中支持了一份《國家新聞報》。傑弗遜也曾經從紳士的理想出發，反對黨派活動。他說過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個黨派我才能進天堂的話，那麼，我寧可不進天堂。」可是，和聯邦黨人截然相反的政見，使他最終事實上改變了看法，成為共和黨人的精神領袖，而且非常積極地投入了黨派活動。因為政見的分野，產生兩極差異。新的政治環境，使得紳士們相互交換意見，已經不能解決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終，你必須去訴諸最大可能的民眾支持，通過政權輪換，才可能讓國家有機會來試試你自己的政策。
可見，美國報紙是一個自由社會的自然產物。政黨雖然有發行一張喉舌報紙、宣傳自己主張的需要，但是，他們沒有掐住別人嗓子不讓發聲的可能。因為政黨之間是平等的。唯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個正當的特殊理由，扼殺不同的聲音。可以說，絕大多數當政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