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你提到，以前聽說過漢密爾頓死於決鬥，很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我上次寫漢密爾頓的時候，省略了他的決鬥。看了各種相關的研究和資料之後，我想另外寫封信，專門給你講講這個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決鬥。因為它不僅是漢密爾頓的個人悲劇，事件本身也和我們在聊著的制度實踐的主題有關。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1804年，漢密爾頓雖然已經離開公職，可是，他不僅是美國屈指可數的那些建國者們之一，還是聯邦黨人的一個重要政治領袖，可以說是當時美國已經離開公職的政界名人。而他的決鬥對手艾倫·伯爾，更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我們如何能夠想像，今天的美國副總統，會提著一把手槍，去跟人家決一生死呢。
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離——我們今天的時代和他們的時代之間的距離。雖然在同一個憲法之下，那時的美國還遠遠不是我們今天認識中的那個國家。
1804年7月11日清晨，漢密爾頓和伯爾，雙方各自帶著自己的助手，還有一名醫生，分別乘著小船，來到相鄰的新澤西州，在野外的一塊小空地上，履行「約會」。當然，他們知道，這是在赴一場決鬥。可是在他們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稱為是「約會」，並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紐約州進行，那是因為，在他們所住的紐約州，決鬥已經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鄰的新澤西州，卻還沒有制定這樣的法律。
美國的開端，隨著規模的突然升級，古典政治無可避免地在向現代政治轉變。這是一個轉型期。而他們，也處於古典紳士向現代政治家的轉變。這是紳士們最後的時代。我想，就像歐洲最後的騎士、日本最後的武士那樣，美國最後的古典紳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著很深的悲劇性。
那時候，古典紳士的傳統還在。我們在講著的紳士，不僅是我們理解的溫文爾雅、有教養的君子，還有騎士一樣的規則。那個時代，紳士是一個分量很重的稱號。紳士是重榮譽的，這不是一句空話。從歐洲的中世紀開始，就留下了榮譽重過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決鬥這樣一種古老的、紳士之間為了榮譽而在決鬥中押上生命的特殊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傳下來，被帶到了北美洲，一直流傳到美國誕生之後。在1804年，正在邁向一個現代國家的美國，已經意識到決鬥這個傳統不合時宜。一些州（如紐約州）已經開始立法禁止決鬥。一些觀念已經在轉化的紳士，也摒棄了決鬥的方式。可是，決鬥在美國紳士們之間還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天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歷史學家們不斷研究的對象，可它至今還是一樁歷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實始終不清楚。
可以確定的是，漢密爾頓帶著他的親戚丘吉的一把手槍。這把手槍至少已經兩次用於決鬥。1799年，丘吉曾經用這把手槍崩掉了伯爾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個故事，卻是漢密爾頓一家最大的一個傷痛。
1801年冬天，漢密爾頓十九歲的長子菲利普，為了維護父親的聲譽和別人發生爭吵，爭吵中對方使用了一句罵人的話。那時候，是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的，某些被認為是羞辱人格的話，例如「懦夫」這樣的詞，是不能出口的，一經出口，對方必提出決鬥的挑戰，否則就沒有尊嚴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輕氣盛的菲利普隨即向對方提出決鬥挑戰。有一種說法是，漢密爾頓的兒子在決鬥前，和父親有一番談話。他想問父親，他應該不應該去決鬥，他在決鬥時能不能殺死對方？漢密爾頓說，一個紳士，必須維護自己的聲譽；但是，他提醒兒子，他是一個基督徒。結果，漢密爾頓的長子在決鬥中沒有開槍，自己卻身負重傷。
當時，這樣的挑戰雖然經常發生，可是，大多數決鬥，又能夠經過一套由助手協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漢密爾頓在那時自己已經遇到過七八次這樣的挑戰，其中一次的對手，就是後來的門羅總統。但是，一次次地，這些決鬥挑戰都「榮譽化解」了，沒有走到動武的那一步。因此，還有一種說法是，漢密爾頓聽說兒子的事情之後，憑經驗認為會化解取消，沒有認真干預。直到他聽說雙方溝通失敗，決鬥已經發生，他大吃一驚趕去，兒子已經身負重傷。
這兩種說法並不完全衝突，可能都是不同側面的事實。確切發生的，是決鬥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漢密爾頓十七歲的女兒，經受不了如此打擊，精神失常。
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決鬥，一共發了兩槍。伯爾沒有受傷，而漢密爾頓受到致命的重傷。
可以想像，事情發生之後，在紐約甚至全國，成為爆炸性新聞。伯爾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喬治亞州才停下來。報紙上謠言四起。例如說伯爾穿的是特製的防彈衣，刀槍不入；也有說他事後彈冠相慶，只後悔沒有射中漢密爾頓的心臟云云。
目擊者是雙方的助手，醫生只是聽到兩聲相隔數秒的槍聲。可是，兩名助手的描述又不盡相同。此後，各方面，包括法庭，展開了詳細的調查。基本事實是，漢密爾頓在「赴約」之前，曾經寫下：由於宗教信仰原因，他將不會開槍。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這樣。在決鬥開始前，他曾要求推遲一會兒，容他戴上眼鏡。漢密爾頓率先開槍，事後也找到了他發出的槍彈，但是，子彈偏離伯爾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確定的是，伯爾對漢密爾頓事先寫過不開槍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後開槍，但是擊中了對方，漢密爾頓應聲倒地。當時，伯爾表現得非常震驚，立即要到漢密爾頓身邊去，卻被助手阻止，把他帶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堅持要回去和漢密爾頓講話，可是助手還是不同意他過去，讓他立即離開了決鬥現場。
我前面說的、成為疑案的歷史迷霧，是涉及雙方在面對自己和對方生死之時，在開槍的一瞬間的想法和決定。雖然，只要是遵循規則，從決鬥本身來說，他們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權擊中對方的要害。可是，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已經是決鬥的末期，真的決鬥導致致命的很少。再說，那是兩個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以後，一代代歷史學家都想要知道：漢密爾頓，還有伯爾，他們在這一個瞬間，是真想置對方於死地嗎？
只能說，一些歷史學家根據漢密爾頓事先寫下的文件，和他事後自己的說法認為，雖然漢密爾頓先開了槍，卻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傷害對方。一些歷史學家也根據當時決鬥的一般規律，以及伯爾事後的表現認為，伯爾也並沒有要在決鬥中殺死漢密爾頓的打算。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伯爾在對方先開槍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類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對方輕傷結束這場決鬥。可是，他也打偏了。
這是歷史學家們儘可能地依據事實做出的研究，由於推測的都是決鬥雙方在瞬間的念頭，其實，那是永遠也無法真正確定的了。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決鬥？在當時，大量決鬥挑戰都可以通過溝通化解而避免動武。就漢密爾頓來說，他遇到過十一次決鬥挑戰，只有這次走到最後一步。為什麼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這場決鬥究竟表達著什麼？
事情的起因，看來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爾要求漢密爾頓對一封信件的內容做出解釋。信的作者是庫派博士，上面有這樣一句：「我還可以告訴你有關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先生鄙視的看法細節。」
信件內容沒有漢密爾頓的原話。因此，伯爾的指控顯得空泛。按照歷史學家們對此類榮譽糾紛的研究，漢密爾頓假如斷然否認有這樣的事情，很抱歉發生如此誤會，那麼，伯爾就很難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事情也就過去了。
在這個當口，誰也沒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嚴重的後果。伯爾的信只是要求解釋而已。
也許，正因為如此，也因為伯爾手裡沒有什麼把柄，漢密爾頓的回信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還含著一點輕蔑：你似乎認為，我有必要對一件沒有被證明是不恰當的事情，認錯或者不認錯。你給我一大塊捕風捉影的東西，裡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麼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說過的事情，只是我們競爭十五年來的那些政治對立。原則上說，我如果認同你的質問，先要看別人對我的講話所做的推論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罷，一提十五年來的政治對立，伯爾顯然被惹火了。爭論也馬上升級。言辭中更多地涉及了雙方的榮譽。一個星期的來回交鋒之後，事態的走勢已經非常不妙。這個時候，也許雙方都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都開始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後來，這就是他們各自的決鬥助手。漢密爾頓第一次請了自己的朋友潘德爾頓作為助手。在這樣的情況下，潘德爾頓腦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務就是要避免決鬥。他依據古老的「決鬥法則」，終於勸說漢密爾頓寫下了如下聲明：對庫派的談話，現在回憶起來，「凡我有關政治原則和對伯爾上校看法的相關言論，無一例涉及他過去的行為或私德」。針對規則，漢密爾頓再一次強調，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