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你來信說，你也注意到英美的制度中設置的不同。
在美國制憲之後，同屬西方文明的一些歐洲國家，也先後完成了從帝王專制向民主國家的過渡。這些國家，根據他們各自歷史包袱的不同，在民主的過程中，都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憲政制度。從制度的設置去看，你會發現，有些國家制度的條理以及制約和平衡的關係，因沒有像美國那樣有過一次整理，也就並不那麼許可權清楚。而美國本身，也因為制憲會議非常早，就有許多時代局限，有更多實踐中產生的特殊問題。
那些制度上似乎不夠嚴密的民主制，都在運行的過程中慢慢補充完善。就像美國的「權利法案」，雖然在費城會議中沒有放入憲法，可是，由於民眾的要求，在合眾國國會的第一次大會上，就通過了十個保護個人權利的修正案，補充進入憲法。而紙上憲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地方，由於實踐的補充，都能夠正常運行。特別是在英國，連現代的成文憲法都沒有，它的漸進改革，一拖幾百年，幾乎讓你講不出哪一天是他們「革命成功」的日子。可是，他們也一樣在運轉。
英國的模式是很典型的自然演進。我們都熟悉法國的啟蒙時代，可是，法國如伏爾泰這樣的啟蒙大師，卻是在英國得到啟蒙的。英國制度的緩慢演進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它進程的漫漫歲月。在這個進程中，舊制度的非人道，是非常緩慢地被消除的，許許多多人因此而支付了他們的自由甚至生命作為代價。法國作家雨果，曾經對英國的制度改革的不平衡很不以為然，因此以英國為背景寫了《笑面人》，抨擊英國在緩慢演進的道路上，依然黑幕重重。可是，無可否認的是，儘管緩慢，它還是從舊制度中走出來了。
法國走的是大革命的道路，可是，革命之前、革命之後，其實還是需要一個緩慢的漸進過程，依然需要消耗時間和生命，需要經歷破壞和重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價值觀的過程。
美國介於二者之間。英國緩慢政治改革的進程是它的基礎，新大陸殖民地的重建，甩掉了英國歷史上政界糾葛的包袱，卻保留了制度改革的成果。獨立和原殖民地的聯合，又是另一個推進。它以一場戰爭，趕走了英國的統治，卻並沒有因此引發本身的革命。既縮短了英國式的緩慢進程，又避免了法國式的社會暴力和動蕩。
在制憲會議那年出生的美國政治家威廉·麥克雷，在提到制憲會議的時候，一向反對割斷它和美國建國前的歷史聯繫，反對把美國說成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或者是一群人憑空設計出來的。他認為過度的讚揚是一種「夸夸其談」，「彷彿在大家興高采烈地通過新憲法之前，美洲就是一副草木不生，河水不流的樣子」。
美國政治家約西亞·昆西則認為，必須提醒大家，不要「在這巨大的幸運面前變得眼花繚亂，失去判斷力，將國家的繁榮偉大歸於我們自己的智慧，而不是歸於事態的進程和一種我們無法影響的指導力量」。
他其實是在指出，美國的制度是經過西方文明長期演進後結出的一個果子。它也有一些特別的機遇。例如制憲期間，北美政治環境的相對單純，使得這樣一批「半神半人」的學者型政治家，能夠在政界長期生存並且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憲法誕生後的最初歲月里，又是同樣的一批紳士在執政，並在這個過程中完善紙上憲法的不足。
美國還躲避了一些相當兇險的災禍，也渡過了一些非常困難的關口，它也絕不是有了一紙憲法就一帆風順的。就連這些政治家們，在單純的政治環境改變之後，他們也多多少少隨之改變，有些人甚至有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一部分政治家從對結黨的厭惡，到自己也參與政治黨派的運作。
你已經知道，促成費城制憲會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作為一個國家的美國將合未合的狀態不利於經濟的發展。他們必須決定是聯合在一起，作為一個大國，建立大國的金融、經濟結構和信用，來面對歐洲和世界，還是回到小國寡民，各自照管自己的小爐灶。最後的決定你已經看到了。
可是，在合眾國建立之後，並不是說政治制度就能夠替代經濟結構的構築。一個較好的政治制度，只是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走向自由、追求幸福的可能，而不是一個保證，它並不能一肩挑起所有的擔子。人們還是必須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避開陷阱、渡過種種難關。例如經濟，仍然有它自己的規律，需要不斷研究和調整政策。你已經早就熟悉，美國在經濟非常繁榮之後，上世紀也有過如大崩潰一般的經濟大蕭條。而在建國初期，如何建立它的信用，穩定經濟形勢，對新生的國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憲法生效後，華盛頓將軍在各州派出的大選舉團里，以全票當選為第一任總統，1789年春天在紐約市宣誓就職。新的聯邦政府最棘手的問題是財政。誰來擔任財政部長？聯合伊始，誰能收拾起這三百五十萬人的國家的爛攤子呢？
華盛頓總統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賓夕法尼亞州的羅伯特·莫利斯。
莫利斯是美國革命的元勛，也是費城制憲會議的與會者。他在革命前就是一個成功的銀行家。獨立戰爭期間，戰爭需要錢，可是大陸議會沒有有效的徵稅措施，獨立義軍的供給經常得不到保障。華盛頓將軍主要就是依靠這位老資格的銀行家莫利斯。莫利斯籌款，主要是利用自己和歐洲銀行建立起來的長期關係，以他個人的信譽作保證，用未來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名義，向歐洲借款也向民眾發行債券，用債券充作士兵的軍餉。總之，是用借貸的辦法解決獨立戰爭的資金問題。有時候供不上了，他也掏自己的腰包。所以，莫利斯一直被稱為「大革命金融家」。可以說，假如沒有他，光靠虛散無力的大陸議會，獨立戰爭是難以為繼，支撐不了八年的。
所以，華盛頓將軍不僅對莫利斯的理財能力很了解，兩人也有很深的友情。在華盛頓眼中，聯邦政府的財政部長一角，莫利斯應該是最佳人選。可是，這時候，莫利斯卻不幹了。對他來說，他有自己的生活。獨立、戰爭，是形勢所迫冒出來的非常事件；現在和平了，他得回到自己戰前的正常生活中去。聯邦政府還欠著歐洲銀行的巨額債務，連帶著他莫利斯作為擔保人的信譽也一塊兒破了產。他的當務之急是要為自己重建信譽，當了財政部長就不能為自己做了。於是，莫利斯向華盛頓總統推薦漢密爾頓。他說，在美國，只有一個人能夠拯救國家的財政信用，那就是漢密爾頓。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是美國的建國者中很少的出身底層的人。他出生在英屬西印度群島，是一個破落貴族和一個法國「胡格諾」新教徒母親的非婚生子。在他十歲時，父親就拋下他們母子，離家出走。兩年後，他的母親就去世了。漢密爾頓靠別人撫養大，也因聰慧而被帶到紐約。他在成長中得到許多人的幫助。他受過法律教育，從底層磨鍊出來，是一個了解底層的人。獨立戰爭爆發，他立即投身戰爭，並且以其智其勇，很快獲得華盛頓將軍的信任，成為將軍身邊的侍從武官。那時他才二十歲出頭。
漢密爾頓身材不高，卻長得非常漂亮，不僅雄心勃勃，而且才華橫溢、能文能武，甚至擅長音樂和繪畫。在紐約，有一批屬於社會上層的政治家非常看重他，他在社交中結識了紐約當時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斯庫勒，並且愛上了他的女兒伊麗莎白。還在獨立戰爭期間的1780年，戰爭前景未卜之時，他們卻相愛成婚了。他的岳父非常富有，又和漢密爾頓政治觀點相近，使他更為欣賞和喜愛漢密爾頓。第二年，1781年，在著名的約克鎮戰役中，漢密爾頓立了大功。
在戰爭期間，他已經在考慮各小「國」真正聯合成合眾國、建立大政府的問題。他始終認為，他們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建立強有力的政府。持有同樣觀點的，後來都被稱為「國家主義者」。戰後，漢密爾頓依然和妻子一起住在紐約。漢密爾頓雖然年輕，可是由於他在獨立戰爭中的功績，完全可以說是一個「開國功臣」，再加上他是費城會議最積極的促成者之一，所以，你也一定會以為，他是理所當然的會議代表。可是，他差一點就根本來不了費城。
漢密爾頓雖是「國家級」的政治活動家，可是，費城會議是由各州推選代表，而當時紐約州議會的主流觀點，恰和漢密爾頓截然相反。因此，派出的兩個代表也和漢密爾頓的觀點格格不入。至於他本人，還必須依仗岳父在紐約州政界的力量，才勉強被選入，成為該州的三名代表之一。
紐約州議會的主流，也有過過激心態。在獨立戰爭結束之後，該州的民眾就擁護這樣的做法：把以前支持英國的所謂「保皇黨人」的財產全部沒收、拍賣，等於是大家分掉。這種趁著戰爭勝利者的政治優勢，侵犯私人財產的行為，律師出身的漢密爾頓堅決反對。他在紐約的報紙上寫文章，指出事態的荒謬和「危險」。這種「危險」在於，如果以「民主」的口號做外衣，去利誘和號召民眾破壞法制，是很容易做到的，尤其是在一個法制的底子非常薄弱的地方。在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