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謝謝來信。你說，看完美國制憲會議的故事，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像是電影里的歷史劇，即便把鏡頭拉得很近，你能看到衣裳的褶皺和臉上的表情，卻感覺他們依然離得很遙遠。這四個月的爭論，與其說像在「建立政府」，倒不如說更像一個學術討論。可是，對他們來說，在爭執的又是一個如此實際而緊迫的現實。虛實的關係處理得恰到好處。你說印象最深的，是他們的「整齊」，雖然風格、觀點各不相同，可是，在更深入內在的層面上，又相互默契。
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制憲會議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絕不亞於獨立本身。所以，美國的歷史學家們對費城會議做過很多研究。研究的主要資料是與會者的個人背景，以及他們在會議前後的日記、書信、回憶錄，特別是華盛頓將軍、詹姆斯·麥迪遜、富蘭克林、詹姆斯·威爾遜、羅傑·謝爾曼等等在會議上十分活躍的人士的文字記錄。對會議本身的研究，主要的依據是麥迪遜所做的詳細筆記，還有其他幾位代表的簡要筆記。
大多數人所持的主流觀點，其實就是依據事實和常識，做出最簡單直觀的描述和結論。反而是一些非主流的看法，看上去更「高深」一點。
例如，上世紀初，正當美國歷史上的「進步時代」，各種訴諸「理性」的思潮流行。1913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A．比爾德出版了《美國憲法的經濟觀》，用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來解釋美國憲法，特別是解釋費城會議上代表們的行為。他考察了1787年的美國經濟結構，然後列舉了制憲會議代表們個人的財產和經濟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大部分制憲會議代表通過美國憲法的制定，可以獲得個人經濟上的利益，成為不同程度的經濟上的受益人；因此，費城制憲會議的妥協，是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
這樣的研究方法和結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有相似的地方。儘管比爾德否認他的研究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堅稱他依據的是麥迪遜的政治學思想。他的結論受到後來左翼思潮的推崇。我後來看到過一些類似說法：主要是與會者大多擁有土地，一個穩定的政府導致一個有利的投資環境，對他們以後從事的土地投機事業有好處。這些隱藏的「意圖」，在整個辯論過程中看不出來，只是一種猜測的可能。可是，你無法打消這一類猜測：代表們心裡沒說出來的念頭，是在惦著他的土地買賣呢。
我覺得這樣的猜測完全可以。可是，我們依據經驗也發現，政治人物尋求個人經濟利益，常常是用另一種更聰明的辦法：他們可以安排席位，壟斷國家權力，運用權力會衍生出無窮無盡的個人利益來。而費城會議的代表們，事實上又在建立一個對私人占有權力最不利的制度。在他們制憲的時候，他們確實在竭力提供一個穩定、良好的投資環境，但卻沒有給個人利用權力留下制度的漏洞。從政，是他們未來生涯的一個可能的選擇，可是，他們還是把決定權交給了民眾。當憲法被通過，政府開始運作後，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最典型的就是羅伯特·莫利斯了。他是包括《美國憲法》在內的三份最重要文件的簽署者。費城會議的時候，他是美國數得上的富豪，而且家就在費城。在1789年，華盛頓當選第一任美國總統的時候，看重他理財的能力，提名他為財政部長，年薪不到兩萬。他辭謝了官職，表示喜歡自己經商。他也做所謂土地投機，我們講起過，當時美國的土地很便宜，又處在一個移民、流動、開拓、發展的時期，預估一個地區的發展趨勢，買些土地作為投資，等著看漲，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一個合法投資行為，「投機」二字沒有任何貶義。可是，他運氣不好，1798年，也就是制憲會議的十一年後，也是在費城，他因大量負債，被關入監獄。直到幾年後，美國通過破產法，他才依法得以出獄。但是，莫利斯在經濟上再也沒有翻身，晚景凄慘。費城會議的另一個代表戈漢姆，經歷的故事也和莫利斯差不多。
他們和其他民眾一樣，假如運氣好，他們也可能發財。可是，那和他們曾經參與設計的政府權力沒有關係。假如說，他們盼望有一個穩定的國家，能夠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民眾都有利，我覺得這很自然，也很公平。他們自己的人生成也罷敗也罷，都是他們的個人故事，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利用制憲會議，給自己留了一個可能的特權，他們實際上做的是儘可能防止特權。
這個會議的成功，首先和這些人有關。你的感覺是對的，他們離我們非常遙遠，不僅是時代的遙遠，還有文化的遙遠。那個紳士時代，那個時代的紳士精神，已經遠去了。
北美的紳士階層並不是貴族，「貴族」和歐洲封建制度有太多的聯繫。貴族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身份、一種地位、一種血統。北美殖民時代也有貴族，賓夕法尼亞和馬里蘭就是英國貴族的領地。但是歐洲貴族人來了，貴族制度卻沒有能夠跟來。美國革命以「人人生而平等」為口號，和貴族制度更是從本質上不相容。所以，美國憲法中明確規定，廢除任何基於身份的貴族制度，政府也不得向任何人頒發貴族稱號。所以，美利堅合眾國沒有貴族，不以貴族為榮。
可是，美國有紳士。這些美國紳士們傳承了歐洲貴族品質中的優秀部分，如對知識的渴望，注重教養，追求榮譽感。對他們來說，榮譽和人品、道德是一回事。榮譽涉及自己怎樣看待自己，怎樣尋求自身的人格完整，而不僅僅是「名譽」，不僅僅是別人怎樣看待你。他們恥於看到自己是品格低下的人。他們當然也有人的弱點，也一樣犯錯誤。可是，人有還是沒有行為準則、榮譽感和羞恥感，是不一樣的。
在北美殖民地，傳統的紳士榮譽告訴他們，當選為議員或者擔任公職，是一種服務公眾的事情。殖民時代在革命爆發以前，除了康涅狄格等地方，大部分民選官員不拿薪水，所以是一種榮譽。利用這種公共服務職位來牟取私利，被視作道德敗壞，和紳士的榮譽格格不入。正是這種觀念和制度，使得當時的從政者，當時的社會政治精英，都是有一定產業的人。因為只有不愁衣食者，不必親操井臼者，才有閑暇，才可能從政。反過來說，從政也不是經營產業的一部分。發財和當官相差甚遠，涇渭分明。這是美國建國時期地方政治的常態。
這種紳士觀的典型是華盛頓將軍。華盛頓在獨立戰爭初起時，就宣布要自己出錢，召集一支弗吉尼亞人的軍隊，北上參加獨立戰爭。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將軍冒著生命危險卻不領薪水。戰後華盛頓立即交出軍權，在弗吉尼亞認真經營自己的農莊，卻效益不好。那個時候的南方精英，大多指望在土地上發財。華盛頓是土地丈量員出身，對附近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狀況非常熟悉，他也擁有大片土地，但是土地出產很有限。華盛頓認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在波托馬克河與俄亥俄河之間開鑿運河，可以促進運輸和貿易，提高出口能力，從而有利於開發附近的土地資源。有人可以因此猜度，這樣，華盛頓將軍本人擁有的土地是否也會有很好的升值前景？有人甚至因此斷定華盛頓將軍去參加費城制憲會議有私心。
然而，我們看到，費城制憲會議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府，這不僅和華盛頓將軍的個人經濟前途確實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個區域百姓們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華盛頓擔任了費城制憲會議的主席，全程出席大會，但發言僅僅三次。一次是被推選為主席後的儀式性發言，另一次是批評對保密規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後一天，有關提高到國會每三萬選民一個代表。只有這最後一次，是華盛頓將軍對憲法本身發表的意見，內容只是希望在未來，民意更容易表達。
制憲會議確實非常有幸是開在那樣一個年代。在北美，不論在殖民時期，還是在獨立之後的「小國」共和時期，佔主流的政治運作，就是這樣一批人。環境恰恰適合這樣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存在：一方面，他們遠離歐洲具有漫長歷史的、常常是充滿陰謀詭計的政治糾葛；另一方面，他們和民智未開的世俗世界相對拉開隔離。新大陸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與理性啟蒙相逢，處於恰到好處的氛圍之中。政治環境遠比歐洲簡單，更適合一些樸素的政治家，實驗他們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那個時候，美國還沒有產生政黨的需要。原來從英國政治中帶到美洲的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對抗，在獨立戰爭中消失了。在北美這塊質樸的土地上，還處於這樣的時代，紳士們把個人的拉幫結派，包括政黨，看成是一種類似偷雞摸狗的事情。喬治·華盛頓將軍特別反感任何私下結派的行為，一向以身作則，個人就是個人，不是一個小派別的一員。麥迪遜認為：結派會導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個人作為個人行動的時候，都會對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惻隱之心，會自覺地壓抑人性中自私和惡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結成一派行動的時候，就會互相提供行為的正當性，提供派別內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會下降，甚至做出在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