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制憲會議召開的費城，我們去過兩次，非常喜歡那個城市。最近收到DZ的來信，他總是問起你，並讓我向你轉達問候。他和他的鋼琴家妻子，剛剛搬到那裡。以後再去，我們就可以去他們家落腳了。我們喜歡費城，大概是因為我們一直轉在老城區，也就是制憲會議舉行的獨立宮附近。相對來說，老城區街道不那麼寬，建築物也沒有那麼尖利炫目，歷經歲月的紅色磚牆，溫和、給人以親近感。
當然，今天費城的老城區也已經發展了。雖然獨立宮附近的街道，還保持了二百多年前的大致格局，路面的設施，卻完全現代化了。唯有獨立宮門口這一段路面還鋪著小石塊，其餘街道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了。遙想當年，這裡還都是土路，過著馬車，下雨天一片泥濘，遠不是那麼乾淨。為了制憲會議，獨立宮前面的道路曾經給撒上一層小石子，這已經是非常考究的待遇了。
1787年，費城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多大呢？人口四萬。你也許會問到紐約，紐約當時比費城還小，只有三萬三千居民。波士頓更是只有一萬八千人。這就算是美國的幾個最大都市了！只要做個比較，你就可以知道美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了。當時的巴黎有六十萬人口，倫敦有九十五萬人口。根據今天專家的考證，當時北京的人口大致是一百萬，面積據說比剛剛擴建的倫敦城還要大，是十八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好理解，為什麼當時的歐洲人眼中沒有美國，因為直到今天還有這樣的規律：沒有多少人會在意一個窮鄉僻壤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提到過華盛頓將軍本不想來開制憲會議，另一個原因是，在制憲會議同時，還有一個「辛辛那提」退伍軍人協會，也正在費城聚會。協會由獨立戰爭的退伍軍官們組成，華盛頓將軍作為當年義軍總司令，理所當然就成了協會的名譽主席。雖說那是民間團體，可是不論古今，軍人團體，又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政局不穩的時候，人們總是會擔心他們提著槍出來影響局勢。儘管華盛頓知道沒有這種可能性，可是，他畢竟是唯一一個跨越「兩會」的人，他本能地就想避嫌，內心非常顧慮。
華盛頓最後決定出席制憲會議，就想讓自己小心翼翼地避開辛辛那提協會。戰鬥歲月剛剛過去四年，他一定也很想和昔日軍中袍澤聚會，可他還是給協會寫信說，自己身體欠佳，不能出席。不過，當華盛頓將軍到達費城的時候，辛辛那提協會的弟兄們，還是在諾克斯將軍的帶領下，騎馬列隊迎接了他們昔日的統帥。費城人也熱情洋溢地歡迎這位獨立戰爭的英雄，教堂為此敲響了鐘聲，禮炮齊鳴，費城人在馬路邊，看著辛辛那提協會的軍官們，簇擁著華盛頓將軍，把他一路送到他的住處——豪斯夫人開設的小旅館。
華盛頓抵達費城的時候，當時三十六歲的詹姆斯·麥迪遜，已經在那裡等候著他了。是的，你一定覺得他年輕。我上次提到的那位天才漢密爾頓，也是制憲會議紐約州的代表，他那年才三十歲，五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只有四十三歲。最年輕的二十六歲。而年紀最大的，就是那個用風箏從天上扯下雷電、發明避雷針的富蘭克林，他那年八十一歲了。
在小旅館等著華盛頓將軍的麥迪遜，是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起人，也是個非常仔細認真的人。他第一個到達費城，想趁機有更多時間讀書和思考。
在弗吉尼亞州的政界，麥迪遜和托馬斯·傑弗遜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愛好讀書、都熟悉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不同的是傑弗遜比麥迪遜稍年長，長期被美國派駐在法國。傑弗遜簡直是熱愛法國，他受法國思潮的影響就更深；而麥迪遜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受的教育，更多地接受了那兒二手的蘇格蘭啟蒙思想。
1784年，傑弗遜以美國駐法大使身份去巴黎的時候，他們倆約定互通信息。麥迪遜給傑弗遜送去了北美大陸特有的動物、植物，以便向歐洲人證明新大陸是一塊豐饒的土地；而傑弗遜給麥迪遜運來歐洲先進的器物，還有一大批法國和歐洲的政治法律書籍，其中有狄德羅新出的《方法論百科全書》。
麥迪遜通讀了這些著作。他常常從早到晚讀書，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也許是因為美國有「實用」的需要，他特別注意研究西方歷史上的各種政府形式，特別是共和制政府，研究它們的結構和運作狀況。1787年初，他開始注重將歷史上的政府和當時的美國政府加以比較。他把自己的思路寫下來，寫成一篇《美利堅合眾國政治制度之缺失》，這篇文章就被當時的人稱作「麥迪遜缺失」。
與許多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一樣，麥迪遜的思考建立在對人性本質的理解上。他接受當時流行的一種觀點：國家及其政府建立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這個理論認為，權力起源於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權利。人有權自由地處置他們的權利，他們相約聯盟，這就是國家。然後，他們在自己內部達成契約，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管理者，這就有了政府，另外一部分權利保留給自己，這就是政府所不能侵犯的個人權利。
社會契約論只是一種理論。人類歷史上的國家和政府，都是歷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據理論、依據純粹的契約過程建立起來的，現實和歷史中充滿了血腥污穢，根本沒那麼理性。這是政治家們常常拋棄契約論的原因。他們想，算了吧，就算理想中的政府應該是這樣形成，可是事實並不按照理想發生啊。
麥迪遜當然也知道，歷史不是照著理想化的理論發生的，但是他相信，通過人的努力，契約論的理想是可能實現的。在合適條件下，一群有理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完全可能坐下來達成協議，按照契約構築一個管理自己的形式。他相信，只要做得好，他們完全可能建立一個比歷史上所有政府都好得多的政府。他的信念的基礎之一，就是美國各州這些年的制度實踐。
麥迪遜並不把人性理想化。他知道，人性是複雜的。人有自私、妒忌、自我膨脹的本能。他贊同蘇格蘭思想家大衛·休謨的看法，人在孤處時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誠實，「良心，這唯一殘留的紐帶，在個人身上實為不足。在稠人廣眾之中，人們對良心實無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渾水摸魚，對個人行為的制約力反而消失了，結成群的人會互相為不良行為提供虛假理由。這就是一些平時看看還蠻善良的人，一進入群體就表現得十分邪惡的原因。
所以，麥迪遜認為，組成一個好的政府的關鍵，是控制好權力。他說：「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麼政府就根本沒有必要……在構築人管理人的政府時，最困難的是：你先得讓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來，你還得讓它能控制住自己。」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政府，它的權力既要強到能夠管得了下面的人和事兒，卻又不能過強，以致去侵犯公民們保留給自己的自然權利。道理是對，可是，又怎樣在「制度上」使這個「好政府」的權力，就恰到「好」處呢？在麥迪遜看來，這就是費城制憲會議要解決的問題。
麥迪遜只是一個代表人物，同時代的紳士精英們，大多和他一樣，長期地在歐洲的知識源流中學習、積累、相互交流，也在自己州的建制中實踐，為美國的憲政制度做準備。
這是費城制憲的思想基礎。同時，從英國移植過來的管理方式，歷經在北美的百年演變，推進是扎紮實實的。費城制憲的社會實踐基礎，是美國憲法之樹生長的豐饒土壤。
北美這塊土地，當它還在英國統治之下的時候，共和的萌芽已經在生長了。
英國在向殖民地移植制度的時候，由於皇帝太遠，出現了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間接權力，這就是總督的產生。在英國，國王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傳統力量以及那些看上去只不過是繁文縟節的皇家典儀和排場，有效地構築了民眾「服」的心理。而殖民地民眾是從來就看不見什麼皇上的，當然也就看不到那套皇上的漂亮排場。他們能夠看到的，就是總督。可是，對總督的「服」就大打折扣了。
當時英屬殖民地的總督，在功能上很像是現在的英國首相。他名義上是女王的代表，事實上，在他所管轄的範圍里，他具有非常大的行政權力。他給了殖民地的民眾一個行政官加議會統治的示範。這種殖民地模式，其實是在進一步地實現英國式的漸進改革，使得北美在獨立的時候，民眾對「行政官加議會」統治模式的認同，遠高於對一個新皇帝的期待。
這一批美國的開國先賢，並非草莽英雄。他們大多是原來殖民地體制內的政治家。美國宣告獨立後，他們還是回到自己家鄉，回到議會，在過去叫做殖民地、現在叫做州的小國家裡，繼續自己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從事的參政工作。
獨立之後，沒有遙遠的英國君主了，就連英王派來的總督，也走了。在費城制憲會議之前，聯邦政府雖然仍是戰時的孱弱狀態，但從獨立戰爭開始，各州政府就扎紮實實在基本維持原來格局的基礎上，開始立憲、立法並完善議會。他們普遍地推出了一個州長，替代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