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在1973年翻譯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時，在每章的後邊都作了必要的說明和注釋，如今校閱譯稿，認為還有幾點需要作些說明。這幾點是：一、這篇長詩為什麼標題為《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二、海涅諷刺什麼，歌頌什麼；三、馬克思與海涅在巴黎的交往和這篇長詩的關係；四、關於翻譯方面的幾句話。
一 為什麼標題為《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
海涅從1831年5月離開德國流亡到巴黎，直到1856年2月在巴黎逝世，在將及二十五年的歲月里，他只在1843年10月至12月、1844年7月至10月回德國兩次。兩次回國的目的地都是漢堡。他第一次回國是為了探視他的母親，並與漢堡出版商康培協商解決關於出版他的著作的一些問題，但最大的收穫是《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的產生。他第二次去漢堡，主要是親自安排他的詩集《新詩》和這篇長詩的印刷出版事宜。海涅在19世紀20年代德國的文學界是以一部抒情詩《歌集》和四部散文《旅行記》聞名的，《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用海涅自己的話說，則「是一個嶄新的品種，詩體的旅行記，它將顯示出一種比那些最著名的政治鼓動詩更為高級的政治」。
這部「詩體的旅行記」不同於一般的旅行記，按照旅程的順序記載路上的見聞和感想。詩里敘述的作者在德國境內經過的城市和地區，並不是海涅去漢堡時經過的地方，而是他從漢堡回巴黎所走的路線。關於時間，長詩的第一行說明是在11月，實際上海涅在10月29日已經到達漢堡了。詩里的地點和時間，都不符合旅行的實際，這並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作者為什麼把這篇長詩標題為《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德國」是現實的，「童話」是非現實的，現實的德國和非現實的童話是怎樣一種關係？
海涅在這篇長詩的《序言》里說，他還要寫「另一本書」，作為補充。這「另一本書」是用書信體寫的，沒有完成，只寫出第一封信（後來海涅文集的編纂者給這片斷標題為《關於德國的通信》），其中有一處記載著海涅在柏林大學讀書時跟黑格爾的一段談話：「當我對於『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句話表示不滿時，他奇異地微笑，並解釋說，這也可以說成是『凡是合理的都必須存在』。」黑格爾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個命題，通過黑格爾對海涅的解釋，使人領會到其中隱藏著的革命意義。對此，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里有更為深刻的闡述：「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固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談論這次革命時總是興高采烈的）來把它消滅掉。所以，在這裡，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同樣，在發展的進程中，以前的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自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起來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抵抗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 」從這種現實與不現實、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辯證關係，可以理解海涅為什麼把這篇長詩叫做《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以下簡稱《童話》）。至於海涅在1841年寫過另一篇長詩《阿塔·特洛爾，一個夏夜的夢》，這裡「冬天的童話」與「夏夜的夢」在標題上是互相對應的，但在內容上並沒有什麼聯繫。
在19世紀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有所發展，可是在政治方面，德意志聯邦仍然處在封建分割的落後狀態，各邦的王侯大都昏庸無能，而又狂妄自大，廣大人民群眾在他們專制制度的統治下過著被奴役被壓迫的生活。先進的思想被禁止，進步的社會活動家被迫害，自發的工人運動遭受殘酷的鎮壓。資產階級反對派由於它階級本身的脆弱在反動的封建勢力面前顯示出極大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一般小市民則安於現狀，對統治者奴顏婢膝，而又自鳴得意。法國在1789年前已經變得很不現實的東西，在半個世紀後的德國卻依然存在。海涅在巴黎居住，已經過了十二年零五個月，在巴黎動蕩的社會裡，呼吸自由空氣，接觸到當時歐洲各種變革社會的思潮，擴大了眼界，開闊了心胸，一旦回到處於停滯狀態的、沉睡的德國，他深深感到德國社會中腐朽的不合理的現實已經失去了必然性，它早就不應該存在了。可是它不僅不肯自行滅亡，反而用盡一切方法和手段，來扼制任何足以促使它滅亡的革命力量。它越是硬要存在，硬要冒充現實，在海涅看來，它也就越是成為非現實的。對於這些非現實的現實，海涅在這篇長詩中用夢境、幻想、童話和傳說等方法把它寫得光怪陸離，給人以似真還假、似假還真的印象，預示它的必然滅亡和不應存在。過去有些喜劇作者、擅長諷刺的小說家和詩人，善於用這種手法揭露批判社會中的落後現象和反動勢力，海涅的機智和幽默在這方面卻達到一個新的水平，海涅自己也說，《童話》是「一篇極其幽默的旅行敘事詩」。
但是，海涅對於「凡是合理的都必須存在」則抱有信心，給以熱情的歌頌。在當時的德國，反動勢力十分猖獗，進步力量受盡迫害，渾濁的空氣使人窒息，但是新生的事物仍然萌芽成長。在哲學領域中開展了起著重大解放作用的反宗教鬥爭，在文藝界「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家和詩人們對反動的封建統治進行抨擊，早期的工人運動在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已經興起，在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中間傳播著各種不同派別的社會主義思想。這時期，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已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 。這時，科學的社會主義剛剛開始形成，1848年的革命高潮雖然尚未到來，但海涅已經感到「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起來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 。他在《童話》開始的第一章里就以嚴肅的態度歌頌了沒有剝削制度的社會理想；在最後一章里滿懷信心預告新的一代必將到來，給人以現實之感。因為這是合理的，所以必須存在；縱使今天還不存在，明天必定會存在的。
二 作者諷刺什麼，歌頌什麼？
海涅在《童話》中用大量的篇幅諷刺德國必然滅亡的舊制度和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用一定的章節歌頌合理的未來，並且在適當的地方表達了他自己的思想和立場。作者諷刺的鋒芒主要指向三個方面：第一，普魯士王國的反動政權；第二，所謂反政府的自由主義派別；第三，資產階級庸俗的市儈。
自從1813年擊敗拿破崙後，普魯士與奧地利跟沙皇俄國結成「神聖同盟」，它們在歐洲各地鎮壓革命，摧殘進步力量，復辟封建制度，建立所謂歐洲的「新秩序」。普魯士政府實行專制主義、王室司法、書報檢查法令，使國家成為一個警察國家，在德意志聯邦大小三十六個邦國中有典型的代表意義。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於1840年繼承王位後，為了繼續維護專制統治，他自作聰明，違背歷史潮流，採取了一系列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十分荒謬的措施。他把教會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集於一身，把恢複中世紀真正的基督教國家看作是自己的使命；他按照中世紀的方式維護封建貴族的特權；他依靠法學界與法國革命和啟蒙運動為敵的歷史學派，從過去的歷史和所謂德國民族精神中尋找法律根據；他父親威廉三世向人民許下了制定憲法的諾言，始終不肯實現，他更拒絕執行。恩格斯指出，威廉四世「是普魯士國家制度的原則貫徹到極點時的產物；從他身上可以看出，這個原則在做最後掙扎，但同時也可看出，它在自由的自我意識面前完全無能為力」 。總之，在19世紀40年代的形勢下，腐朽的、過時的普魯士國家制度的原則已經到了極不合理的地步，威廉四世既不能接受一種新的自由精神的原則，也不甘心於舊制度的潰滅，他只有想方設法，做最後的掙扎。海涅看透了普魯士國家制度和威廉四世最後掙扎的反動本質，所以《童話》從開端的幾章直到末尾，對於普魯士政府倡導的偽善的宗教、頒布的書報檢查令、豢養的殘暴而愚昧的軍隊和憲兵，都給以極其尖銳的諷刺，而且處處都擊中要害。冷靜的諷刺有時轉化為烈火般的憤恨，作者走入德國國境，看到亞琛驛站懸掛著普魯士的雄鷹國徽，他要號召萊茵區的射鳥能手，把那隻毒鷹射倒在地；作者在最後一章里警告威廉四世，詩人若是像但丁在《神曲·地獄篇》里詛咒一些聲勢赫赫的人物那樣，用「歌唱的烈火」把國王送進地獄，國王將萬劫不得翻身。
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意志聯邦各邦的統治形式是不得人心的。恩格斯在《德國狀況》中指出：「這種統治形式既不能使『貴族』、『基督教德意志人』、『浪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