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正是因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評語，「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所以反而可能壓抑了馮至在文學史上的其他貢獻。至於我所關注的，則多半是馮至作為中國德文學科史的中心人物，乃至外國文學界的領袖，馮至的場域角色相當重要，至於背後可以揭示出的政治史、社會史豐富內涵，更是值得大加開掘。可作為譯者的馮至，恐怕也不應該忽略，甚至是更為關鍵的。
對於一個大時代中人的長成和養成而言，其所身處的場域和做出的成績必然是多源的。可如何考鏡源流，將其放置在一個宏闊的歷史語境中進行客觀審視，卻並不容易。所以，選擇特定角度，試圖以一種單騎捲風塵的方式，來逐漸把握一個個體的翻譯史生涯，也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方法。馮至的翻譯不多，就《馮至全集》來看，也不過三卷篇幅，佔總數的四分之一，這與傅雷、朱生豪等大家的宏宏多卷本譯著集來看，確實無法相提並論；就是魯迅、郭沫若、巴金這些大作家的譯文集，也都有十卷以上的篇幅。儘管如此，馮至的翻譯非常有特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翻譯史和學術史價值。
從這部馮至譯著集看來，除了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之外，他的文學翻譯基本上是以譯詩為主的。這當然與他自身的定位有很密切的關係，作為中國德文學科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翻譯主要由其研究興趣和學術眼光決定；而再加其詩人天性，所以親近詩歌一點都不難理解。馮至的文學翻譯相當複雜，其中既有少年時作為性情中人的激情四射，也有作為學者需要的仔細琢磨，前者如翻譯海涅，後者如翻譯歌德；而進入1950年代之後，翻譯則作為一種必要的政治參與方式表現出來，那時的馮至翻譯了不少「聽將令」的譯作，譬如布萊希特、海涅等的詩歌。一般而言，小說翻譯鳳毛麟角，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姚可昆合譯的歌德的《麥斯特的學習時代》，最初主要可能是「為稻粱謀」的因素，但譯出後確實是一大貢獻；文章翻譯也不算多，主要是一部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而真正代表馮至翻譯風格，能彰顯翻譯家馮至一生演變的，是他的德詩漢譯。雖然也不過就是一部《海涅詩選 集外譯詩》，但卻可以反映出他歷經歲月洗禮，對待同樣一位詩人的接受、感觸、運用之不同。
早在1924年，尚未及弱冠之年的馮至，就已經用輕靈優美的筆觸譯介了海涅關於青春愛情的美好詩篇，「由我淚珠里，/放出無數花朵，/我的嘆息/化作一片鶯歌。若是你愛我，/我將花朵全給你；/女孩兒，在你窗前，/永有鶯歌婉轉。」 這是多麼悠揚的愛情表白，漢語之表達尤其達到了詩化境界，可見譯詩之道未必就以年齡論高下。從1920年代到1950年代，雖同以海涅為翻譯對象，但對馮至來說，卻是「心路山重水複」。1950年代的《海涅詩集》的出版，相比較1940年代的歌德譯詩，無疑有著更多的「時代色彩」之點染。按照馮至自己的交代：「這裡選譯的幾十首詩，不能代表海涅豐富的詩歌創作的全貌。本來還想多譯一些，但由於時間的限制，只好等到將來再做補充了。」 在時間上是如何的倉促呢？「這些譯詩，除了《哈爾茨山遊記》裡邊的詩是舊譯外，都是在極少的業餘時間裡趕譯出來的」 。1958年時，《西利西亞的紡織工人》出版，乃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從《海涅詩選》中選詩33首，列為「文學小叢書」之一 。從書名的選定就可以看出，是與其時的政治背景頗多密切關聯的。這首詩的戰鬥性很強，「憂鬱的眼裡沒有眼淚，/他們坐在織機旁，咬牙切齒：/「德意志，我們在織你的屍布，/我們織進去三重的詛咒——/我們織，我們織！……」 同樣一個詩人的作品，在不同時代可以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我們看看席勒、荷爾德林等人在德國歷史上，包括在納粹德國歷史上扮演的角色就可以得到證明。而海涅的中國旅程，似乎同樣說明了這點。到了1970年代，馮至翻譯了《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他曾在《自傳》中如此回憶這段經歷：「1973年，我懷著憤激的心情翻譯了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在翻譯時，感到我青年時期，文藝界有些人喜歡讀海涅的詩，只因他早期的抒情詩音調優美，語調浪漫，可是對他到巴黎後寫的政治諷刺詩卻知道得很少，因而寫了一首絕句：『當年海涅成風尚，羅累萊歌舟子情；重展舊編新耳目，齊鳴萬箭射毒魔。』」 這個「憤激的心情」非常重要，可以理解海涅漢譯對於馮至的重要作用，在那樣一種艱難的精神煎熬時代，海涅是被用來作為詩人的精神支柱的。1970年代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年代，但轉折並非一蹴而就，不僅要重視1976年的作用，也要關注其承上啟下的相關年份，諸如1971、1978等。對於詩人馮至而言，1973年的選擇「冬天」，未嘗不是為了中國已經將要到來的春天預作準備，因為就像雪萊吟誦的那樣：「冬天已經來到，春天還會遠嗎？」1970年代的馮至，已經是年近古稀，一個將向生命的最後階段邁出的老人，卻仍有著那樣一種頑強的意志，在苦苦追尋可能望到的光明。所以通過馮至的漢譯，我們能聽到海涅的吟唱：「一首新的歌、更好的歌，/啊朋友，我要為你們製作！/我們已經要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上的王國。」
海涅之外，馮至主要翻譯了歌德、布萊希特、尼采、里爾克，其餘則有荷爾德林、格奧爾格等。翻譯歌德容易理解，因為這是他主要的研究對象；翻譯布萊希特，更多是為了「奉將令」。而對於尼采、里爾克，則主要是出於興趣，時間大概是在1930年代。所以翻譯史本身大致也能反映出譯者的精神史軌跡。1920年代，海涅的愛情詩、荷爾德林；1930年代，尼采、里爾克；1940年代，歌德；1950年代，布萊希特、海涅的政治詩；1970年代，海涅《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這大概不僅能顯現出馮至的譯詩興趣和軌跡，也能見出時代語境和詩人精神狀態的關係。所以，翻譯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能反映譯者之心史的。要理解在某個特定階段，譯者為什麼選擇翻譯對象，總要進入其時的個體與社會的歷史語境中去才更能生「理解之同情」。馮至是這樣回憶他開始歌德研究的過程的：「從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教書。為了躲避敵人的空襲，我住在昆明東北郊金殿後被稱為楊家山的一座茅屋裡，周圍二十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為了避免敵機的騷擾，學校上課的時間都排在晚間和清晨。我常常傍晚進城，第二天早晨下課後背著背包上山。背包里總裝有兩種東西，一是在菜市買的蔬菜，一是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書籍。書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國科塔出版社為紀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由封·德·赫倫（E.von de Hellen）主編的《歌德全集》。全集共四十本，我根據需要有選擇地輪換借閱，比較認真讀過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時我自己有島嶼出版社的袖珍本《歌德書信日記選》、愛克曼《歌德談話錄》等等，這幾本書因為便於攜帶，在戰亂中沒有遺失，從上海一直帶到昆明。它們對於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幫助。」 其實馮至由於學德國文學，對歌德早有接觸。在德國留學時，他曾用一百四十馬克買了一部《歌德全集》——這在歌德文獻中算是數第二的版本，共四十一冊；還認為歌德對德國文學意義重大，沒有歌德，恐怕就沒有德國文學。在1932年11月17日致楊晦的信中，馮至說：「我數月以來，專心Goethe。我讀他的書，彷彿坐在黑暗裡望光明一般。他老年的詩是那樣地深沉，充滿了智慧。」 此時馮至雖對歌德產生尊敬和興趣，但其主要精力和興奮點仍在里爾克身上，所謂「充溢於筆端的仍然是里爾克」 ，這是和當時的環境、背景大有關係的。彼時的生活寧靜，對馮至而言，更需要的是里爾克那種對存在之惑的探索窮究；而國家社會大動蕩時期的波瀾壯闊，則更需要歌德式的博大胸懷。這或許正是為什麼即便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馮至也要帶著《歌德談話錄》《歌德書信日記選》的原因所在吧！
馮至不是那種天縱之才的翻譯家，但較之後來者的刻意渲染文采卻別有一種自然渾成的妙手天成之味；讀他的譯詩，有一種平淡素樸之感，這是在現代漢語語境中並不常能見到的。譬如對《普羅米修士》的翻譯，就將那種狂熱的火氣壓低了數度：
宙斯，你用雲霧
蒙蓋你的天空吧，
你像割薊草的兒童一般，
在櫟樹和山頂上
施展伎倆吧！
可是你不要管
我的大地，
我的茅屋，
這不是你蓋的，
不要管我的爐灶，
為了它的烈火
你嫉妒我。
而對古詩資源的化用，則使得對《中德四季晨昏雜詠》的翻譯別出手眼，沾染上明顯的漢語古詩的優雅美意：
怎能辜負好春光，
吏塵僕僕人消瘦；
夢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