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患矛盾突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對醫學的局限性缺乏共識。
醫學在19尤其20世紀獲得了巨大進步。從內科看，自古以來，微生物（細菌、病毒）感染性疾病曾是致死的主要原因，由於磺胺類藥物、抗生素和抗病毒劑（疫苗）的發明，使得這類疾病的多數得到了控制，其中殺傷力最大的鼠疫、天花、麻疹、傷寒、結核、白喉、腦膜炎等已基本絕跡。從外科看，外科在歐洲曾經是理髮匠的手藝，一直用刀、鋸子做手術，用烙鐵止血和防止感染，由於麻醉、消毒、無菌技術的發明，外科才真正成為醫學。醫學進步的最有力證據是全球人均壽命極大地增加。
但是，醫學在進步的同時也凸現了其局限性。首先，細菌會對抗生素產生抵抗力，抗生素本身也會對機體造成損害。其次，新微生物的出現，導致諸如艾滋病、埃博拉等新的感染性疾病流行，迄今尚未研製出有效的抗病毒劑。再次，癌症、心血管疾病、器官衰竭、老年性痴獃等退化性疾病，以前因為人均壽命短而未及顯露，現在已取代感染性疾病成為死亡的主要原因。
當然，醫學還會繼續進步，某些今天不可治的絕症，有一天也許會被醫學攻克。但是，上帝永遠會給醫學出難題，把新的不治之症撒向人間。人終有一死，規定了醫學的根本局限性，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醫學不論怎樣發展，都不可能讓人免於最終必然到來的死亡。人們常說醫學的使命是救死扶傷，其實救死是暫時的、有限的，不是永遠的、無限的。死亡會以不同方式降臨，而疾病是最普遍的方式。在某種意義上，退化性疾病是死亡的一種基本形式，醫學只能延緩其進程，不能根治。可以斷言，醫學無論先進到什麼程度，永遠會存在它征服不了的疾病。應該據此來確定醫學的邊界和目標，就是治可治之病，對於不可治之病，則重點放在改善生命質量，而非苟延生命長度。醫生和病患對此要達成共識。
從醫生這方面來說，不可有意無意地給病患製造醫學萬能的錯覺，助長此種幻想。這種情況是存在的，其原因可能是對病患及家屬的同情，可能是職業的虛榮心，而最應警惕的是出於獲利的動機，肆意擴張醫學的邊界。後者具體表現在：一、過度診查和過度治療，造成醫源性傷害。相當數量的癌症病人很可能是提前死於化療之類所造成的醫源性傷害。事實上，和一般家庭相比，醫生及家屬服藥最少，在疾病不可治的情形下也最能明智地放棄過度治療。二、把生活醫學化，正常的生理過程例如生、老、死、女人的懷孕和分娩皆被視為病，被置於醫生的控制之下。三、在診治上獨斷專行，病患完全沒有發言權。治病是病患最切身之事，有權了解可供選擇的不同方案並表達意見，如果不可救治，有權了解實情並做好精神準備。
從病患這方面說，也要認識到醫學的局限性，破除醫學萬能的幻想。病患抱有此種幻想，一是因為對醫學無知，二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有很深的生死迷惑，即使大限臨頭仍盲目地拒絕死亡，這種精神狀態導致相當一些病患和家屬寧願高估醫學的能力，隨之而來的是醫治失敗後對醫生的苛責和憤恨。
鑒於醫學的局限性，我們今天有必要調整對醫學的性質的認識。古代醫學是哲學，希波克拉底、蓋倫、阿維森納同時是哲學家，並主張醫生必須學習哲學，中醫也是易經在醫學上的運用。其特點是整體論，強調人與自然是整體，人體是整體，身與心是整體，疾病源於三者的失調，治療則力求恢複其協調，所面對的是整體的人而非單一的疾病。現代醫學是科學，力求通過各種技術精確地確定疾病的病理，制訂治療方案，其利是能夠比較有效地治療許多單一的疾病，其弊是喪失了整體觀。應該恢複醫學的哲學品格，在充分發揮現代醫學科學的優點的同時，更多地著眼於病人的整體狀況包括精神狀況，把病患當作整體的人，確立以患者整體生命質量和心理感受為中心的治療目標。
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志銘已是醫界名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緩解，總是去安慰。」我認為這句話永遠不會過時。醫學無論多麼進步，始終存在不能治癒只能緩解的疾病，而疾病無論可治不可治，安慰是永遠需要的。安慰，即醫患之間人性化的交流和合作關係，能夠使可治之病的治療效果更好，也使不治之病人獲得最後的尊嚴。
（本文為8月16日在中國醫院論壇上的發言）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