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種種現象令有識之士憂慮，也令普通民眾不滿。一方面，政府權力擴張，國企尤其央企獨大，公費消費囂張，官員腐敗猖獗。另一方面，農村強征強拆肆虐，城市房價飛漲，通貨膨脹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各種矛盾激化。原因是什麼？出路在哪裡？讓我們來傾聽兩位智者的分析。
眾所周知，吳敬璉先生是一位具有鮮明改革立場和清晰改革思路的經濟學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們經常聽到他的清醒的聲音。現在，在改革進程面臨中斷危險的關鍵時刻，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家馬國川用理性對話的形式撰寫了這部警世之作，值得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中國人認真閱讀和深思。
有一種觀點把當今中國社會種種負面現象歸罪於市場經濟，作者指出，事實恰恰相反，原因正在於市場經濟尚未真正建立起來。本書的一個基本論點是，當今據稱已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而且政府的統制佔據著主導地位，其中隱藏著改革停滯乃至倒退的危險。
市場經濟的實質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而在當今的體制中，政府和國有經濟在資源配置中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其表現為：國有經濟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國企在石油、電信、鐵路、金融等重要行業處於壟斷地位；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已建立的市場缺乏規則，各級政府官員擁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多方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主宰非國有經濟的命運。
回顧改革的歷程，這種半統制、半市場體制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為了避免社會震蕩，中國一開始採用的是增量改革戰略，即在統制經濟體制下引入部分市場機制，容許私有經濟發展。這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很受鄧小平和大多數官員青睞，而包括吳敬璉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則視之為必要的過渡，因此在改革的階段性目標上達成了共識。在本書中，吳敬璉對此反思說，當時他對中國統制經濟和全能政府傳統的巨大影響估計不足，也沒有充分預見到在這種雙軌體制下成長的「特殊既得利益」會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後來的事實證明，雙軌體製造成了權力尋租的制度環境，而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導致行政權力擴張，尋租的制度基礎擴大，遂使腐敗盛行。也就是說，半統制、半市場的體制使特殊利益集團得以形成，而特殊利益集團一經形成又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改革因此陷入了困境。
這種情形在最近十來年裡變本加厲，統制的成分大大加強，改革在相當程度上陷於停滯甚至出現倒退。政府實行宏觀調控以行政調控為主的方針，國資委強調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許多領域裡國進民退已是事實，開「再國有化」、「新國有化」之倒車，已准入的民企被叫停，國企收購兼并民企，民企生存處境艱難。尤其是2009年實行「擴需求、保增長」的方針，4萬億元投資、10萬億元貸款主要給了國有大型企業和政府項目，意味著把巨量財富從居民家中轉移到了政府手中。央企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金融等行業建立了強大的壟斷優勢，國企依託佔有公共資源和行政壟斷地位獲取巨額利潤並且自行支配，國有資產實際上變成了部門私產，同時也助長了腐敗行為。
另一個大受詬病的現象是土地財政，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土地成為尋租的重災區，地方政府低價征地，高價賣出，無償平調農民財產規模之大令人震驚。土地財政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大發其財，助長了政府的奢靡之風和做大項目的浪費，另一方面使大批農民淪為流民，群體事件頻發，並且推高了房價，擴大了貧富差距。
凡此種種，根由皆是強化了半統制、半市場體制中政府統制的權力。可是，某些人卻為此大唱讚歌，把這些年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拉動GDP高速度增長的做法當作成功的經驗，譽為「中國模式」。作者分析了東亞的正反面經驗，尖銳地指出，如果堅持這種模式，中國就難以避免上演腐敗橫行、社會潰散的「亞洲戲劇」。
半統制、半市場體制本來就是一種過渡形態，理應向前發展，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真正的市場經濟。如果把它固化，結果只能是不進則退，政府不斷擴大統制的權力，走向國家資本主義，由於少數權貴掌握著國有資產的處置權，很容易通過各種手法將其轉化為私產，所以實質上是權貴資本主義。這種情況又很可能引發極左力量興起，利用民憤用「革命」口號誤導大眾，要求回到完全的統制體制，從而使現代化進程中斷。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能不相信作者的這一警告：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從，命運攸關。如果聽任改革停滯和倒退，中國社會就會陷入新的混亂和潰散。唯一的出路是重啟改革議程，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