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我的教育鄉愁》這個書名，覺得它意味濃郁。讀完書稿，還覺得它貼切。我體會，教育之成為林茶居的鄉愁，有兩層含義。其一，他的早年記憶中銘刻著多位教師的形象，他自己也從十六歲起當上了一名教師，教育是他鐘愛的事業。其二，在今天的時代，他心目中那種真正的教育失落已久，教育是他渴望尋回的理想故土。
正是懷著這兩種鄉愁，在離開教師崗位之後，林茶居創辦和主編了《教師月刊》。他為這份雜誌向我約稿，是我們結識的機緣。
作者又是一位純正的詩人。這使我對他的這本談教育的書滿懷期待。書中引謝林之言：「詩是人的女教師。」諾瓦利斯之言：「詩是保證直覺健康的藝術。」我相信，一個受了詩這位女教師的熏陶、保持了健康直覺的人，對於教育一定會有獨特的、直入本質的理解。事實的確如此。
在本書中，作者談教育，也談詩歌、藝術、生活，隨處有令人眼睛一亮的閃光的文字，我在這裡僅對其中若干詩性的教育感悟表達我的讚賞和呼應。
詩與教育原本是相通的。人是一個有靈性的生命，詩是這樣一個生命的歌唱，而教育則是這樣一個生命的健康生長。生命是教育、尤其早期教育的第一關鍵詞。孩子首先是一個生命。「在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話語里，沒有『學生』，只有『孩子』或『兒童』。」天真率性是孩子天然的生命狀態，可是中國人總是強調孩子要「懂事」。「也許有的『媽媽』被孩子的『懂事』感動了。只是這種感動非常廉價。這種感動不是一個『媽媽』的感動，而是一個成人的無知與自得。」時下流行所謂「感恩教育」，把感恩窄化、矮化、俗化為「孝」、「敬」、「順」，甚至教孩子給父母洗腳、過生日謝父母的生育之恩，荒唐到了極點。孩子天然的感恩「實際上都在那一聲叫不膩、喊不累的『媽媽』、『爸爸』里」，而人的感恩之心應該「面對的是『天地』，是『人間』，是『命運』，是『花開花落』，是生命的『偶然』，是他自己的『珍惜』」。好的家庭教育絕無刻板的規矩和明確的目標，乃是「『一家人』的歡樂、吵鬧和爭執」。鑒於今日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的病態、陰鬱、粗魯、功利，作者的一句點睛之語是：「那些活得健康、陽光、優雅、無私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是這個時代的『勞動模範』。」
詩歌創作過程有兩個特點，它既是對個人經驗的喚醒，又是對靈感突現的敞開。教育過程與此十分相似。一方面，教育也是「對個人經驗的發現、呼喚、親近、激發、彰顯」。所謂個人經驗，不只是指外部經歷，更是指內在體驗。其中，「能不能保持精神的青春期是精神成長的關鍵性問題。那些天真，那些萌動，那些多情，那些夢想，那些對美好事物的無限迷戀……精神成長不僅指向未來，還意味著對過去的保持，對過去的不斷喚醒、激蕩、敞開、照亮。」另一方面，教育又是對未來種種未知的可能性的敞開。「孩子的成長不是反應性的，而是創造性的，是對自我、對世界、對生命奇蹟的創造。」「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充滿奇蹟和意外。你現在根本就無法知曉他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從事什麼樣的職業。」今日的教育恰恰在這兩個方面都背道而馳，功利性的目標統率一切，把個人的內在經驗和創造潛能都扼殺了。
教育要能夠喚醒個人經驗，開放創造機遇，就必須慢。在古希臘文中，「學校」和「閑暇」是同一個詞。世上一切好東西，包括好的器物，好的詩，好的教育，都是在從容的心境下產生的。作者引葉聖陶的名言「教育是農業而不是工業」，評論道：這「才是體貼人性、讓教育之善充分敞開的美好敘事——它準確地握住了教育『慢』的、『個性』的、『順應自然』的本質」。今日教育的快，實質是急功近利，讓學生做的大量事情與教育無關，甚至是教育的反面。可是，孩子和家長卻因此沒有了喘息的時間。「孩子們的成長被加諸了太多的人生難題。教育在這個問題上正做著雪上加霜的事情，還美其名曰：為每一個孩子的一生負責。」「這個時代的中國父母也許是有史以來過得最累的父母。告訴他們可以不做什麼比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可能更為急迫。」做減法，減去非教育性質的負擔，不但給真正的教育騰出了空間，而且孩子和家長都會輕鬆得多，這是多麼中肯的提醒。
作為一個執教多年的語文教師，作者對語文教學也有精當的識見。好的語文教師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有足夠的激情與辦法讓好的文字和孩子相互照亮，相互敞開，相互召喚。它促成這樣一種令人嚮往的教育情境：孩子在好的文字中認出『我』，發現『我』，感受『我』，教育『我』。」讀到這個話，我不由得擊節讚歎。倘若不是一個深諳文字的精神品格的詩人，怎麼說得出這個話。當今語文教學弊病甚多，舉其要者，一是技術主義，課文分析則武斷所謂主題思想、段落大意，作文則強求所謂遣詞造句、謀篇構局。作者責問道：「誰給了你『遣』詞造句『謀』篇『構』局的權利？你所應該做的是豐富自己的內心，聽從語言的召喚。」二是道德主義，所謂「先做人，後作文」，而把「做人」局限為做「道德的人」。作者指出，這個命題若要成立，「做人」應該是做「思想的人」、「情感的人」、「心靈的人」、「精神的人」、「審美的人」等等，而不只是「道德的人」。事實上，在道德主義的逼迫下，假大空已成學生作文的通病。寫假話甚至是一種硬性要求，比如說，讓與父母長期分離、艱難度日的「留守兒童」在作文里寫「我幸福的一家」，用學到的形容詞歌頌祖國和展望未來。在這樣的語文教學中，既沒有好的文字——即使本來是好的文字，遭到技術主義閹割和道德主義曲解後，也成了壞的文字——又沒有真實的「我」，真實的生命和心靈，遑論相互照亮。
最後，我想說，在教育遭到淪陷的今天，作者的教育鄉愁在不同程度上也是每個常識尚存的人的鄉愁。因此，讓教育回歸常識，是我們的共同心愿和責任。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