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整理尼采著作的譯稿，其中有一部早期著作，題為《論我們教育機構的未來》，是他在巴塞爾大學的五次公開演講，尚無中譯本，我挑一點有趣的內容說一說。
德國的學校長期實行雙軌制，中學分為文科中學和實科中學，前者著重古典人文教育，學生畢業後可升入大學深造，後者著重職業培訓，學生沒有升大學的資格。到了尼採的時代，這個界限變得模糊了，主要的表現是，文科中學向實科中學看齊，大規模擴招，而這意味著大學也以相應的規模擴招，同時，在教學內容上，古典人文教育大為削弱，強化了職業培訓。對於這個傾向，尼采深感憂慮，為了說明他的憂慮之所在，我引一段他的原話——
普及教育是最受歡迎的現代國民經濟教條之一。盡量多的知識和教育——導致盡量多的生產和消費——導致盡量多的幸福：這差不多成了一個響亮的公式。在這裡，利益——更確切地說，收入，盡量多賺錢——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標。按照這一傾向，教育似乎被定義成了一種眼力，一個人憑藉它可以「出人頭地」，可以識別一切容易賺到錢的捷徑，可以掌握人際交往和國民間交往的一切手段……按照這種觀點，人們主張「智識與財產結盟」，它完全被視為一個道德要求。在這裡，任何一種教育，倘若會使人孤獨，倘若其目標超越於金錢和收益，倘若耗時太多，便是可恨的……按照這裡通行的道德觀念，所要求的當然是相反的東西，即一種速成教育，以求能夠快速成為一個掙錢的生物，以及一種所謂的深造教育，以求能夠成為一個掙許多錢的生物。一個人所允許具有的文化僅限於賺錢的需要，而所要求於他的也只有這麼多。簡言之，人類具有對塵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僅僅因為此。
人為了謀生必須學習相關的技能，這本身無可否認也無可非議，尼采反對的是把它和教育混為一談，用職業培訓取代和排擠了真正的教育。他強調：「任何一種學校教育，只要在其歷程的終點把一個職位或一種謀生方式樹為前景，就決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導人們進行生存鬥爭的「說明書」，相關的機構則是一些「對付生計的機構」，決不是真正的教育機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教育，其核心是人文教育，是精神素質的培養和文化的創造。
尼采並不反對生計機構，但要求把它和教育機構加以區分，不能把所有的學校都辦成生計機構。他預言，既然文科中學和實科中學在總體目標上已經無甚區別，不久後大學也理應向實科中學的畢業生開放。他的預言在三十年後得到了應驗。然而，這種應驗是令他痛苦的，因為在他看來，這意味著真正的教育機構已被生計機構同化和吞併。
雙軌制的取消也許是教育民主化進程的必然，這不是問題的關鍵之所在。尼采提出的根本問題是：教育有無超出職業培訓之上的更高使命？僅以謀生為目標的教育還是不是真正的教育？在教育日趨功利化的今天，這個問題更加尖銳地擺在了人們面前。
尼采還注意到了擴招產生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教師和學生的素質大為下降。他指出，哪怕一個優秀的民族，能夠勝任教育事業的人才也是相當有限的，而擴招使太多不夠格的人進入了教師隊伍。與此同時，大量不合格的學生也湧進了學校。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優秀的教師必然地被邊緣化了，因為他們既敵不過平庸教師的數量優勢，其實也最不適合於教育那些胡亂集合起來的青年。相反，平庸的教師則如魚得水，因為他們的稟賦與多數學生的胸無大志、精神貧乏處於某種協調的關係之中。
事實上，擴招的最大受害者是學生。在學校里，「無人能夠抗拒那個使人疲憊、糊塗、神經緊張、永無喘息之機的強迫性教育」。走出大學校門，等待著他們的是糾結和失敗的人生。尼采生動地描繪了這種糾結和失敗：走上被僱用的崗位之後，他們感到無能引導自己，於是絕望地沉浸到日常生活和勞作的世界裡面；他們不甘心，企圖振作起來，抓向某一個支撐物，可是徒勞；在悲涼的心情中，他們放棄了理想，準備去追求任何實際的乃至低級的利益；他們被捲入到了時代的永不停歇的騷動之中，彷彿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領略那種永恆的愉悅；他們受盡懷疑、振奮、生計、希望、沮喪的捉弄，最後讓韁繩鬆開，開始蔑視自己……
做這一組演講時，尼采才27歲，距學生時代不遠，但已經在巴塞爾大學做了三年教授。無論是以前作為學生，還是現在作為年輕教師，他對學校教育的狀況都有切身的感受。擴招只是現象，實質是教育的功利化和真正的教育之缺失。他面對的主要聽眾是大學生，他寄希望於其中「被相同的感受所震蕩」的少數人，呼喚他們投身教育事業，為德國教育機構的新生而奮鬥。可是，在他發出這個呼喚之後，不但德國、而且全世界的教育機構都在功利化的路上走得更遠了。就此而論，面對當時初露端倪的現代教育之趨勢，尼采既是一位預言家，又是一個堂吉訶德。
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