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做人，還是作文，我最看重的是真性情。在中國古典作家中，莊子是真性情的鼻祖。中古以降，把真性情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的，非蘇軾莫屬。蘇軾是一個曠世奇才，他兼有赤子的率真，詩人的敏感，英雄的豪邁，智者的幽默，哲人的超然，這些品質薈集於他一身，真是造化的奇蹟，中國文學的大幸。然而，從世俗的眼光看，他的一生可謂不幸，充滿坎坷和苦難。在他的時代，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是做官，而他的率真使他在官場上到處碰壁，連遭貶謫。若問他是靠什麼在人生困境中始終保持真性情，我們在本文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真性情之人，不但有詩人的心靈，熱愛人生，富於生活情趣，還必須有哲人的胸懷，徹悟人生，能夠超然物外。倘若沒有後者，人就會受外部事物和外在遭遇的支配，患得患失，生活情趣便蕩然無存了。超然未必是消極的出世，反而可以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你和你的人生保持一個距離，結果是更能欣賞人生的妙趣。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批註1：物有無可觀，取決於觀物之人的心靈品質。心靈貧乏之輩，眼中的世界也必然貧乏。蘇軾《記承天寺夜遊》云：「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者耳。」那些只知功利的忙人是看不見明月和竹柏的美的。唯有在心靈豐富的人眼中，世界才會呈現其豐富的美。
夫所為求褔而辭禍者，以褔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褔。夫求禍而辭褔，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批註2：看世界的眼光有兩種。一是出於物慾、佔有慾，其實質是「游於物之內」，被物控制，結果是痛苦。這與古希臘哲人伊壁鳩魯所見略同：無窮盡的物慾是痛苦的根源。二是審美，其實質是「游於物之外」，這與德國近代大哲康德所見略同：美感是排除了物慾的快感。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批註3：從富庶的杭州調任窮僻的密州，生活條件不可同日而語，人們都認為蘇軾會不快樂，可是一年後，他不但胖了，而且白髮也變黑了，原因是此地民風淳樸，與官民相處愉快，且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這樣的生活更適合他的性情。可見超然的心態還有利於健康，正確的人生態度可以養生。
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台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台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
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本文應光明日報出版社之約而寫，收在《中國好文章》一書中）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