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傷痛三記 想念——我生活中的鄧正來

正來彷彿是被一陣旋風捲走的,這麼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突然就沒有了。一個至愛親朋的死是多麼不真實,你見證了遺體,你參加了追悼會,但是你仍然不相信。

這些日子裡,我的眼前全是他的形象,不是最後那些天看到的病容和遺容,而是往常的模樣,目光炯炯,聲如洪鐘,活力四射。這個正來一定還在,說不定哪天,電話鈴響,他說他到北京了,約我去見面,而我會告訴他,我是多麼想念他。是的,想念,不是緬懷,不是追思,我拒絕把這些詞用在他身上。我只是想念他,這個從來不喜歡旅行的人,這一回破例出遠門了,我天天盼他歸來,我要好好為他接風。

正來生性豪爽,結交廣泛,常以各種名目宴請朋友,這個節日、那個節日、大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長久的離別、短暫的離別,都可以用做借口。有一回,在亞運村孔乙己設宴,朋友們入座後,他宣布的由頭出人意料,竟是慶祝他患喉癌四周年。他是九年前患的喉癌,預後良好,怎料九年後又查出胃癌,一病不起。

對於我來說,更經常的是,我們一家人被他招呼去出席小型飯局,在座的是他私交親密的二三人家,每次他都說,今天是家裡人吃飯。他去復旦就職後,相聚機會少了,隔些日子就把我們一家請到上海小住,精心安排酒店。他對啾啾和叩叩說:「正來爸爸在上海,你們在上海就有了一個家。」對我說:「要多來,一家人多親熱。」看姐弟倆手攙手穿過寬敞的大堂走來,他滿意地說:「看他們住在這裡多自然。」

印象中,我們兩家走得近,就緣於孩子。1997年10月,我和紅舉辦婚禮,正來夫婦帶當時五歲的女兒嘟兒出席。婚禮上,主持人亞平問嘟兒:「在座哪個阿姨最漂亮?」答:「郭紅阿姨,我覺得她還很可愛。」問:「你覺得國平叔叔怎麼樣?」答:「一般。」問:「你覺得他配得上郭紅阿姨嗎?」答:「一般。」問:「以後讓你和國平叔叔這樣的人一起生活,你願意嗎?」答:「湊付吧。」全場爆笑。我和郭紅非常喜歡這個機靈的小女孩,第二年啾啾出生,此後兩家人就經常帶著孩子互訪了,或者一起郊遊。正來是一個極不愛遊玩的人,那幾次郊遊幾乎是他生活中的例外。

我的兩個孩子都是深夜出生的,也都是在第二天清早,正來就到醫院看望。叩叩在上海出生,那時他還住北京,夫婦倆專程乘火車來,他在途中染感冒,發燒到三十八度五,到上海後在旅館裡悲慘地躺了一整天。

正來是自告奮勇要當我的孩子的教父的,我的孩子叫他正來爸爸,他的女兒叫我國平爸爸。他是一個稱職的教父,孩子的出生百日、每年生日,他都惦記在心,熱心張羅。兩家的孩子還有另一個教父,就是上海的阿良。啾啾生下時,正來宣布要和阿良公平競爭,聽阿良說要在上海給啾啾留一間房,他不甘示弱,說他在上海有「大款朋友」,他也能做到。看他這麼孩子氣地PK,我覺得可愛極了。

啾啾小時候,兩家人聚得多,每次見面他都問啾啾:「想沒想正來爸爸?」然後必定是在她的胖臉蛋上狠親一口。他一跟啾啾說話就柔聲柔氣,惹得嘟兒嫉妒,罵他肉麻。啾啾和他也親。2000年冬,我在南極,啾啾想爸爸,大哭,要立刻給我打電話。當年從北京往南極打電話極不方便,郭紅提議給正來爸爸打,她同意了,在電話里聽正來的囑咐,不停地說「行」、「嗯」、「好」,居然平靜了。

正來愛孩子,再忙也捨得為孩子花時間。為了抵禦應試教育的危害,他先後兩次讓嘟兒休學,自己給她當老師。他不能容忍對孩子的忽視。一個研究底線倫理的朋友家有幼兒,嫌帶孩子費精力,堅持整托,他責備說:「孩子不是底線,是最高。」

愛情、友情是人生的美酒,如果時間短暫,也有新酒的甘甜和芳香。可是,若能經受住漫長歲月的考驗,味道就會越來越醇厚,最後變成了無比珍貴的陳年佳釀——親情。朋友好到了極致,就真正是親人,比血緣更親。

正來比我小十歲半,按理說,我是他的兄長。可是,不論我自己,還是周圍的親友,共同的感覺是他像兄長,對我呵護有加。什麼時候看見我身體不好,他一定會催我去檢查,如果認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會批評我,連帶也批評紅,要她在家裡貼上五個大字:「國平無急事。」他經常叮囑紅,國平最重要,要把關心國平放在第一位。

有一回,我們去他家裡,還帶去了我家的兩位女友,他語重心長地批評她倆說:「你們不知道心疼國平,國平跟別人不一樣,我閱人無數,很少有像他這樣優秀的人,但他一輩子沒有享受過。」然後布置任務:「你們每人每周約他出來一次,要單獨和他,找一個好的酒吧,讓他放鬆。」我很不好意思地引用他對我的溢美之詞,只是為了說明他對我的不同尋常的關愛。一位女友聽後感動地說,她看到了男人之間的感情。

他是真正心疼我,所以,知道紅又懷孕了,他力主把孩子做掉,理由是我應該安度晚年,不該再受苦了。叩叩生下後,他召開家庭會議,力勸紅辭職,好好安排家庭生活,讓我好好休息和工作。紅的顧慮是,我年紀大了,她再沒有了工作,我萬一有事,兩個孩子怎麼養。他立刻說:「別怕,有我。」

「別怕,有我。」只要我遇到困難,這個聲音就在我的耳邊響起,不管他說沒說,他的態度和行動都如此告訴我。2005年是我的本命年,突然遭遇三場官司,其中一場,對方氣焰囂張。那些日子裡,他已應聘吉林大學,往返於北京、長春兩地,行色匆匆,仍急我之所急,替我聘請律師,隨時關心案情進展,還約我去雍和宮燒香消災。

正來待我之好,嘟兒看得分明,有一回在餐桌上對他說:「我看你最喜歡的還是國平爸爸。」他的許多朋友也知道。追悼會那天,我倆不久前結識的建華對我說:「他太喜歡你了。」舉了一例,確診胃癌第三天,建華到上海看他,送他海參,他叮囑也給我送,加上一句:「要最好的。」

正來啊,在家族中,在朋友中,特別在我面前,你一直以強者自居,凡事都擔當,彷彿能保護每個人。可是,當病魔和死神降臨你的時候,我們能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有誰能保護你啊!

我和正來,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剛,我內傾拘謹,他外向豪放,反差極其鮮明。我們這麼好,不但旁人詫異,我自己有時也略感驚奇。在交往中,性格強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動,我們也是如此。我隱約的感覺是,他不但欣賞我,理解我,而且對我懷有一種憐惜之情,彷彿我生命中的一位貴人,要來幫助我、照護我。

不止一位朋友告訴我,我不在場的場合,如果有誰說我不好,他就特別生氣。因為寫了許多散文,學界常有人譏我不務正業,他聽見了必為我辯護。他辦《中國社會科學論叢》,把我的名字放在編委的前列,有人表示異議,他就問:「你們看過他的哲學嗎,他的散文中的哲學怎麼就不是哲學了呢?」有一回,在餐桌上,他讓每人用一個詞評論我的散文,有說樸實的,有說優美的,我自己說的是直接,他認為都不準確,得意地說出一個詞:深刻。

不過,對於我沒有把尼采做下去,他其實是遺憾的。患喉癌後不久,一次電話里,他嚴肅地對我講了一番話,他說他憋了很久,一直想講的。大意是,他對我不滿,為我可惜,我應該回來搞學術了。他的病使他想到,上帝隨時可能喚走我們,我快六十了,再不做以後做不了了。他希望我完成尼採的翻譯和研究,說這是能夠傳世的事業。

他的這番話使我知道,雖然他在別人面前為我辯護,但心中也認為學術應該是我的主業。我自己對此頗覺繁難,我做事只問興趣,不求傳世,尼采也是我的興趣之所在,但精力難以兼顧。現在上帝已把他喚走,格外加重了他的規勸的分量,我一定要認真想清楚,在上帝把我喚走之前,我最應該做、不做就真正遺恨的事情是什麼,據此來安排我的工作。

正來對我是偏愛的,因為偏愛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為偏愛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參加人文學者南極行,他反對,責問道:「別人寫不出東西,所以需要走這個地方那個地方,找些貌似驚人的材料以吸引讀者,你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寫的東西還來不及寫,為什麼要去南極?」我實在不願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依然成行。他在金東大酒樓為我壯行,席間很動感情,一再叮嚀我平安歸來,說他讀我的書最認真,最理解我,要給我的南極之書寫序。歸來後,我寫成《南極無新聞》一書,那次南極行被炒成新聞,這個書名表達了我的抗爭。正來踐諾寫序,寫完那天特別激動,分別給好幾人打電話,聲情並茂地朗讀全文。他說:「不是周國平,我不會寫,是周國平,別人也寫不出。」

的確如此,他從來只寫學術論著,為我破了例,而他對我的理解極其準確,無人能及。序的標題是《社會的「眼睛」與獨行的個人》,其中說我對社會的態度是「參與其間但決不放棄自我,生活於其間但決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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