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釋之是西漢文帝時的廷尉，按今天的演算法，應該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長還兼警察頭子。此人在歷史上出名，因為他的剛直鐵面。皇帝把驚了自己駕的傢伙，送去他那裡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罰了點錢就給放了。皇帝很生氣，說是要不是自己的馬好，非摔個嘴啃泥不可，說不定會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說是你要是當時一刀殺掉，也就殺了，但是送到我這兒來，按律就該這樣判。
張釋之早在做公車令的時候兼帶負責宮門守衛，太子和梁王，這一對太后眼前的寶貝，一起乘車入朝，過司馬門不下車，張釋之居然追上去給生生攔住，然後上奏彈劾這倆寶貝大不敬，非得皇帝親自出面，請皇太后下詔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嚴格執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時候，那是張釋之剛出道的時候，在漢文帝身邊做謁者僕射，時常圍繞秦亡漢興的話題，跟皇帝講些「卑之，毋甚高論」的淺顯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遊玩，皇帝問起上林尉，園林里養的飛禽走獸的品種和數量，結果上林尉一問三不知，旁邊一個小吏代為所答，滔滔不絕，問什麼知道什麼。於是皇帝大悅，說：「吏不當若是邪？」下令要提拔這個小吏做上林令。張釋之卻發表意見不同意，說這個小吏，無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還舉出本朝兩位說話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張相如的例子，說明能說會道者不應該被稱道，尤其不該被獎賞，甚至上綱上線，說秦朝任用刀筆吏，競相以尋人過失，苛相察究為任，害得政治空言廢實，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結果二世而亡。最後，漢文帝被說服，小吏提升的機會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務，是官吏的本分，職務越是低級，職責越是具體，就越是應該了如指掌。昏昏者理應受到懲罰，反過來，昭昭者即使不給獎賞或者提拔，那麼也沒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辯的惡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談的忠厚長者，但絕不意味著他對自己的職守糊裡糊塗，做丞相也許不合格，但是做將軍還是稱職的。至於秦之所以滅亡，的確跟嚴刑峻法，官吏競相尋過苛察有關，但這跟一個小吏對自己所負責的事務滔滔發言有什麼關係？無論如何，張釋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還好，他僅僅斷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陞官的機會，並沒有害他丟了飯碗乃至性命。
西漢文景之世，距離滅亡的秦朝還不太遠，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軍功和納粟之外，還有相當多戰國的遺風，逞口舌之辯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數，這些人，當官之後，為政風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絕，說個沒完，處罰了人，還要說得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飽受秦法荼毒的人們，在動輒獲咎的戰戰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這種滔滔不絕。至少在張釋之的眼裡，華而不實的口辯之風，要算是漢朝所要接受的秦朝教訓之一。也許，那個上林小吏，在履行職責的時候，說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因此觸動了張釋之那根始終強調秦朝教訓的神經，甚至引發了他對於深惡痛絕的苛刻秦法的聯想，於是上綱上線，批倒批臭，以自家的口辯之才，斷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確在於嚴刑峻法，而且執行中務於明察苛求，在這一點上，西漢初年，實際上並無二致，漢高祖劉邦入關之初寬鬆粗疏的約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後，已經丟到爪哇國去了，朝野實行的，依舊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罰重而獎輕，百般苛求，如馮唐所言，雲中太守魏尚，戰功赫赫，只因上報斬首數目差了六個，就被削爵撤職，在當地罰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壓境，急需軍事人才的情勢下，由於馮唐的進言，才得以官復原職，傳下來一個馮唐「持節雲中」的美談，多少年後，詞人兼軍人的辛棄疾，還感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後來張釋之做廷尉之後，一系列抗命之舉，就是要在實際中改變嚴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風，從寬仁的方面，修正沿襲下來的秦政之苛。當然，在這方面，最有貢獻的還不是官員，而是一個弱女子淳于緹縈，若非她哀婉動人而且人情人理的上書，實行了幾百年的斷足、臏膝、割鼻子這樣殘忍的肉刑，一時半會兒是廢除不了的。
廢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開始，這一過程在中國能在兩千多年前出現，無論如何，都是國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