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戊戌變法」一百周年。一件事情過了百年，而且就在百周年的當口上，無論如何都值得拿出來抖抖灰，何況這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大事，一場讓人至今耿耿於懷的流產變法。「戊戌」對於我們的意義，首要的其實並不是當年的志士如何壯烈，而是它為什麼那麼快就失敗了。
西太后是「戊戌變法」中的白臉，可也是個唱大戲的主角，雖然有些善良的人們寧願歷史上沒有過這個老太婆。過去，我們順著康、梁的筆調，把西太后罵得體無完膚，近來情況好像有些轉機，不少影視劇里，老太婆的臉已經有了些許紅色，開始由我們的「正旦」出面出演了。當然，無論怎麼變，顛覆變法的罪魁這頂高帽子她是無論如何也脫不掉的。不過，事情已經過了一百年，演戲演電視是一回事，而學術研究又是一回事，對於後者，我們似乎應該換一個思路想一想，同樣是奉旨變法，假如當年維新派不是捧光緒，而是捧西太后，情況將會怎麼樣呢？
現在，大概不會有太多的人堅持認為西太后是鐵杆頑固派了。早在洋務運動的時候，她就表現得相當開明，如果當時她站在倭仁一邊，那麼至少同文館是開不成的，她不僅同意開同文館，而且硬是派反對開辦的倭仁去主辦，結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裝病。不過人們可能不知道，「戊戌變法」其實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維新的各項舉措，也大都經過她點頭，光緒要臣子們進獻的「新學之書」，她是每種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她是看了的，而且還誇獎說「剴切」。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際統治者，甲午的慘敗對她的刺激其實並不比南海舉人康有為小，她更非如陳叔寶全無心肝，如劉阿斗樂不思蜀，面對破碎的山河一味享樂，也有與光緒一道「母子對哭」的光景（劉坤一《慈諭恭記》，第300頁）。這個粗通文墨的老太婆，雖然可能沒什麼思想，但卻是個強烈的功利主義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麼東西管用。就是對她懷有惡感的人，也不能否認她是個精明強幹、老於權術而且明曉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後的她其實非常清楚，大清朝不變法，江山社稷不保，這一點她與光緒其實是具有共識的。
當然，這老太婆背上罵名也確有該著之處，因為她雖然知道中國非變法不行，在內心裡卻不希望光緒主持變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義者，都有極強的權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然西太后自然也不樂意將已經握熱的權杖痛快地交出來。也許是中國的不幸，變法正好趕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交出權力的時候。本來，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沒有太后臨朝這一說，可她卻借特殊的機緣破了例，而且渡過難關鞏固了權力。事實證明，她不僅有無師自通的權術本領，而且還有「同治中興」的事功。儘管如此，在一個講究祖制，有著排斥「女主」政治傳統的朝代，隨著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個兒子」的長大成人，要她交權的壓力還是越來越大。雖然在甲午戰前，她已經在名義上把權力交給了18歲的光緒，但是舉國上下都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好事的人們依然不依不饒。甲午戰敗，沒有人認為是光緒的過錯，讓她交權的呼聲更見其高，御史們上書，指桑罵槐說她是信用宦官的漢太后，封疆大吏劉坤一覲見時，甚至當場暗示這一點，要她不要聽信太監的話。
儘管後人都罵西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頤養天年，其實真正熱衷於為西太后修園子的是光緒，修好了頤和園，好讓母后把權讓出來，至少別成天待在皇宮裡指手畫腳。可是，西太后進了頤和園，權力還沒有真正交出來，已經感到渾身的不舒服了，優美的園林和舒適的住所，根本難以令這超級女強人開心。一天，西太后最寵的寵臣榮祿進園子看她，西太后讓榮祿看宮內的扎花，並掂起一隻花來說：「你瞧，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榮祿非常知趣，馬上說：「老佛爺不止扎花扎得好。」西太后聞言長嘆一聲：「往後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趙鳳昌《戊庚辛紀述》，第319頁）顯然，在頤和園遊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顆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不情願去「扎花」的。然而，如果變法成了功，那麼站在台前的光緒就有可能獲得他缺乏的聲望、權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時，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儘管後來的歷史學家指責維新派只依靠皇帝，不發動群眾（顯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為他們像共產黨八路軍一樣），中央維新路徑在今天看來其實是當時最現實也最經濟之路。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依靠皇權推行變法無疑是最便利的。維新派面對的，一個是統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強幹，富有政治經驗，勢力盤根錯節，樹大根深的西太后；一個是生性懦弱，缺乏經驗，甚至沒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緒皇帝（所謂「帝黨」，不過是沒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權的基本態度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他們所依靠的皇權具體應該落在誰頭上呢？如果是有經驗的政治家，選擇的方嚮應該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歷史上維新派就像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他們選擇了光緒。
無疑，光緒的確要可愛得多，他年輕、大度而且易於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統和法統的統治者。然而，儘管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眼裡，光緒像個聖人，說他幾個月的新政，「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紀之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一第253頁）。後來的文學作品也紛紛對之飽掬同情之淚，連他喜歡的女人珍妃都沾光顯得相當燦爛，可是在政壇的力量對比上，他與西太后仍像是輕量級新手對重量級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維新派不僅不考慮走走太后路線，反而拚命地通過一篇篇經過他們改纂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之類的東西，鼓噪光緒「乾綱獨斷」，完全不理會屬「坤」的這一面會有什麼反應。最後居然幻想策動素昧平生的袁世凱，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進入有十幾萬重兵的京城，圍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經達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實，對於西太后來說，她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說得過去的借口，能夠讓她出來繼續秉政的借口，誰給她找到了借口，她就會傾向誰，她最歡迎的是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非思想或主義的傾向。1901年以後的事實證明，只要不觸動她的權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緒當年還要遠。可悲的是，維新派所吝嗇的借口，後來卻被頑固派給找到了，這就是盡廢新政，只有盡廢新政，西太后重新訓政才師出有名（費行簡《慈禧傳言錄》，第468頁）。按這些人的意思，光緒主持變法沒有搞好，弄得「官」怨沸騰，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維新派的代價是六君子的頭掛在菜市口，而中國則更慘，不僅是個《辛丑條約》和賠掉四萬萬兩白花花的銀子，而且還失去了變革的時機與還算可以的外部環境。
當然，我們應該譴責西太后，說她竟然將自家的權欲放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歷史的現實中我們的民族恰恰攤上了這麼一位不那麼自覺，又偏偏繞不開的人物，同時又沒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訓證明，在中國的變革中，想憑藉喜好和道德傾向來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釘子的。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搞不清在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歷史的真實，哪些是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自我粉飾，因此「戊戌」研究幾乎變成了康梁話語的天下，他們怎麼說，我們也不經意地跟著怎麼說。在口誅筆伐西太后的同時，也輕易放過了全面總結「戊戌」教訓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