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算是學者的話，出道實在太晚，我的同齡人都巳經揚名立萬的時候，我還不大知道學術是怎麼回事。晚，一來是自己懵懂，看書倒是喜歡，但卻遲遲不知自己稀罕的這點玩意，原來就是學術；二來是時運不濟，自己喜歡的文史學不成，卻稀里糊塗去學農機，雖然偶爾在演算習題和畫機械圖的空隙里看點閑書，頂多也是幻想說不定以後可以當回作家。後來總算明白點事兒，不再做夢當作家，改寫學術論文，也繪常不安份，寫著寫著，就變成隨筆散文，把自己弄得活像是四不像。
這個集子包括《武夫當權——軍閥集團的遊戲規則》、《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再說戊戌變法》、《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1903—1953）》、《近代史上的雞零狗碎》、《大歷史的邊角料》六本。
第一本書，是我的碩士論文，當時我初涉學術，半懂不懂，覺得軍閥史好玩，裡面亂七八糟，頭緒特多，就一頭扎進去做，整整一年半，泡在北圖，中午就啃個麵包充饑。結果做下來，將要答辯的時候，我所屬的教研室有某權威教授，說我越出範圍了，即使答辯也通不過。當時，我在人民大學黨史系，按他們的說法，黨史系的人，就只能做中共黨史的題目，做了別的，就是犯規。顯然，我很不服氣，當時我的同學，有很多人論文兩個星期就做出來了，一樣通過，我費這麼大勁，點燈熬油地干，居然說不行，說我學術上不過關也就罷了，說個越界犯規，算個什麼道理？後來，在若干好心人的幫助下，答辯的時候，總算阿彌陀佛，人家放了我一馬。
我碩士畢業那年（1988），我的論文在蕭延中的推薦下，得到當時主編「驀然回首」叢書的陳晉先生的賞識，人選叢書。當時，一個剛出道的毛頭小子，出本書，不拿出版費，也不用包銷，還能得一點稿費，是件很令人興奮的事。這本書，講的是近代軍閥怎樣維繫其集團的事，這些人，有回歸傳統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學日本玩軍國主義的，林林總總，眼花繚亂，當時將它們描繪出來，感覺很好玩，因為此前還沒有人這樣做過。在大家都奢談文化的當時，算是一個異數。出版之後，學界沒有多少反響，但有些做企業的朋友倒覺得有用，在他們看來，現在的企業家，建構集團，弄企業文化，就是這一套，用人忠誠第一，效率第二，舅爺、姑爺滿天飛，不是三綱五常，就是談佛論道。
這本書出版之時，我巳經回到黑龍江一個地處偏僻的農業大學裡教書。當初人民大學的碩士還比較值錢，我不回去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我當時打算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讀書，回到老地方，有這麼個學歷，領導高看一眼，事少，地方靜，自己感覺很合適。一心想著，等讀一陣書之後，再出來不遲。
這樣一悶，就悶了五年。這期間，除了給《讀書》雜誌寄過幾篇隨筆之外（都退稿了），幾乎什麼都沒有寫過，凡是寫的字，除了講稿之外，就是讀書筆記。除了少數幾個人之外，整個學界，是不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的。等到我有心寫第二本書的時候，已經是1993年的春天了。這年，我給上海三聯一個叢書的編輯楊曉敏，發去了我的一本書的提綱，當時，其實也沒有報什麼期望，姑且一試而已。沒想到，大概一個月之後，楊曉敏給我回信，說是可以簽合同了。這本書，名叫《鄉土心路八十年》，是我這麼些年琢磨農民意識變遷的一點心得。書的出版，很是費了一點周折，期間，上海三聯改組，班子大換血，楊曉敏也離開，很多簽了合同的書稿，最後都退掉了。還好，我的稿子沒有被退，但編輯換成了陳達凱先生，此公是上海學界的知名人士，最後在他手裡問世的時候，已經是1997年了，此時，我已經博士畢業留在人民大學教書。
這本書，實際上是從底層民眾的觀念和意識變遷的角度，從新闡釋了一下近代史。由於我們的近代史，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說明文的特色，因此，改革開放之後，外面的信息進來，人們發現很多事不對了，很不滿意。我出來這麼一說，有些人感到挺新鮮。因此，這本書賣得很好，據說頭一年就買了一萬冊，而一些老學者，比如孫達人先生，看到書之後還到處找作者，最後終於把我給找到了。
在《鄉土心路八十年》交稿之後的幾年裡，我又對改戌變法的歷史產生了興趣，這大概是我毛病，至今也改不了，琢磨一個題目之後，只要琢磨出點東西來，就興味索然，只好再弄另外一個，我所謂的研究，是跟著自己的興趣走，一般不講究什麼「需要」。對於戊戌變法這個史學界的老題目，我主要從三個大方面來扯開去：一是當時的帝後政治二元結構；二是滿人政治；三是戊戌變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本身有什麼意義。我不相信過去什麼維新派、頑固派的傳統說法，甚至帝黨、後黨的說法，在我看來，也是一團混亂，尤其不相信過去支持自強運動的西太后屬於頑固派。在甲午戰後，整個國家的上層，誰不知道不變法就要亡國？關鍵是帝後權力二元，如果變法成功，太后就要退休，面對退休威脅的西太后，自然對反對變法的聲音，就比較聽得進去。同時，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統治民族——滿人，有自己的政治圈子，滿人政治在整個清朝政治走向中，一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戊戌變法時，尤其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恰是滿人政治和西太后的結合，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因為變法的措施，對滿人的特權，有很大的損害。在這本書里，我也不相信傳統的另一個更為流行的說法，說是康有為的《新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變法製造了輿論，推動人們解放思想，投身改革，在我看來，恰恰這「兩考」和康有為以聖人自居，欲作教主馬丁？路德的作派，使得很多本來傾向變法的士大夫反而走開了。事實上，幾千年來，士大夫很難輕易接受另外一個人做聖人，哪怕這個人德高望重，功高蓋世。他們稱皇帝為聖上，只是情勢上的客氣，聖人只有一個，連孟子都只能是亞聖。儘管如此，戊戌變法在中國近代仍然很有分量，在啟蒙上價值尤高，辦報紙影響不止一代人，當時先進的中國人也從那時開始，才學會了怎樣開會，怎樣發言，怎樣表夾。
很遺憾，我的這本書，影響最小，除了不多的幾個學者表示關注之外，學界基本上不知道有這本書的存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又對義和團運動有了興趣，這在很大程度上拜我的博士導師程歉之賜，因為他是義和團研究有名的權威，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這就有了《拳民與教民》。這本書，現在已經跟《鄉土心路八十年》合在一起了，其中有我的前妻許蕾的幾萬字的東西。
我的義和團研究，其實從美國學者周錫瑞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開始的，我贊同他不像中國學者那樣，總是斤斤計較於義和團的組織出身，在民間教門上打轉，而是將運動的起源，放在中國北方的鄉土社會上。但是，作為中國人，我需要考察鄉土社會風習、信仰、戲曲、民俗、巫術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對義和團起了作用，是如何起的作用？義和團是如何通過他們效法的戲劇人物，表現他們的政治意向的，民間信仰的符號是如何轉化為政治表達的。同時，教民，即中國的基督徒，是怎樣一個群體，面對義和團的追殺，他們的宗教信仰體現出一種什麼樣的特徵。
《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一書，是我本世紀的第一本著作。在這本書的寫作中，我嘗試用散文體，把書的一個一個於篇章，變成一篇篇獨立的文章，但彼此之間又有關聯，串起來看，就是一個主題的討論。我注意到，清末新政、北洋政權、國民黨政府和後來的中共政權之間，有著意識形態的強烈對立，但是在現代化這個線索上，它們卻存在著一條共同的脈絡，這就是對鄉村的整合與改造。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中國其實是一個鄉土社會，城市也有都市裡的村莊，現代化的鄉村改造路徑，自然也對城市發生著深刻的影響，釐清這個脈絡，對認識百年中國，尤其是大規模開展現代化建設的近代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當然，這本書也給我帶來比較大的學術聲譽，現在很多學者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多是由於看了這本書。
餘下的幾本隨筆，跟歷史文化有關，跟學術也有點關係。嚴格地說，都是我的讀書筆記。直到今天，我看書依舊「惡習」不改，隨著自己的興趣來，信馬由韁。看到什麼，但有所感，就立馬把它寫出來，由於學術論文的方式太正式、太刻板，就走隨筆路線。我的隨筆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我不是為了講故事才寫的，其實多數的故事講得都很簡單，幾筆就交代完了，之所以要寫，主要是為了表達某種思想。久而久之，我的論文寫得也像隨筆，只是帶注釋的隨筆，充分暴露我的「野狐禪」的本色。
之所以樂於把這些陳年舊貨倒騰出來，主要是想向世人證明一下，我這個人，其實還有學者的一面，雖然這個所謂的學者，很有點野路子，而且歸屬不明，不知道該往哪個行當里擱，屬於三界不收、五行不屬之輩。此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樣，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