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法律對社會的約束與平衡是越來越重要了。
在大多數公眾眼中，代表著法律存在的不是國家整個的法制系統，不是檢察官，不是法官，而是在社會生活中起著更多制衡作用的警察。我是這個龐大集合體中一個小小的分子，對於法律所代表的正義與理性當然寄予了無限的期望。
而在執法者眼中，公眾卻是一個潛藏著犯罪的衝動與萌芽的群體，是一個滋生罪犯的溫床。但是，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最多的善良，最質樸的正義也存在於這個群體中間。
正是因為這樣一種二重性，他們（我們？）與警察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微妙關係。一方面，警察在任何場合的出現，都給我們的心理一種強烈的有關安全的暗示。尤其是公眾聚集的場所，警察的出現總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一種安全感。警服的綠色就像一帖心靈的撫慰劑。最近到某個警察已換了裝的城市，被朋友請去看了一場足球，進了球場，作為一個外地人，面對本土球迷的瘋狂，心裡多少有些不安。朋友跟我大聲嚷嚷的時候，我都不敢大聲應答，因為怕露出外地口音來了。只是小聲問：警察呢，怎麼這裡球場維持秩序的儘是保安？
朋友很驚訝：保安？傻吧，警察換裝了。
後來看報紙，知道不止我一個人把換裝的警察當成了保安。這也說明，那種警服的顏色帶來的安全感有多麼重要。
這種關係的另一個微妙之處是，我們都不願意單獨地面對一個陌生的警察。怕他向你走來，怕他向你敬禮，怕他一雙眼睛盯著你用了太久的時間。你幹了什麼有違法律的事情嗎？你的回答是，我沒幹壞事呀！但是，壞事跟違法的事情之間，在一個法律法規完備的社會中也有了一些細緻的區別。從單純文學的眼光來看，這種微妙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它可以折射出許多的東西。
警察在我們生活中不再是一種有距離的存在。一種抽象的安撫或者威懾。每一個警察身邊都有來自社會各方面或多或少的關係。我們每一個人都認識一些作為個體的警察，特別是下了班的警察。區別只是數量不同與關係深淺的不同。
對於公眾來說，我們會不會要求認識的這些警察，有著友情的警察為我們做些什麼？而作為個體的警察，又能如何面對這種公眾中潛在的，隨時可能小小越過界限的需求，這又是一個嚴重的課題。
也許，一個社會要維持法律的尊嚴，執法者與公眾雙方必須保持一種有安全感的距離。我是公眾的一分子，無權也無法回答這個自己提出的問題。但是，當我在某些場合，看到警察同志與老百姓過分親密無間，過分地不分彼此時，心裡使有些隱隱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