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帶著一本有關西藏的新書四處走動時，常常會遇到很多人，許多接近過西藏或者將要接近西藏的人，問到許多有關西藏的問題。我也常常準備有選擇地進行一些深入的交流。卻發現，提出問題的人，心裡早有了關於西藏的定性：遙遠、蠻荒和神秘。更多的定義當然是神秘。也就是說，西藏在許許多多的人那裡，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應該有著實實在在內容的名詞。
前不久，在昆明的一個電視頒獎晚會上，主持人想與我這個得獎作者有所交流。因為我作品的西藏背景使主持人對這種超出她知識範圍的交流有了莫名的信心。她的問題是，阿來，你是怎麼表現西藏的神秘，並使這種神秘更加引人入勝云云。我的回答很簡單，說，我的西藏里沒有一點神秘，所以，我並沒有刻意要小說顯得神秘。我進一步明確地說：「我要在作品裡化解這種神秘。」
這樣老實的回答卻有點煞人的風景，至少在當時，便使人家無法把這個話題繼續下去了。一個形容詞可以附會了許多主觀的東西，但名詞卻不能。名詞就是它自己本身。
但在更多的時候，西藏就是一個形容詞化了的存在。對於沒有去過西藏的人來說，西藏是一種神秘，對於去過西藏的人來說，為什麼西藏還是一種神秘的似是而非的存在呢？你去過了一些神山聖湖，去過了一些有名無名的寺院，旅程結束，回到自己棲身的城市，翻檢影集，除了回憶起一些艱險，一些自然給予的難以言明的內心震蕩，你會發現，你根本沒有走進西藏。因為走進西藏，首先要走進的是西藏的人群。走進西藏的日常生活。但是，當你帶著一種頗有優越感的好奇的目光四處打量時，是絕對無法走進西藏的。強勢的文化以自己的方式想要突破弱勢文化的時候，它便對你實行鴕鳥政策，用一種蚌殼閉合的方式對你說：不。
這種情形，並不止於中原文化之於西藏。更廣泛地見於西方之於東方。外國人有錢有時間，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但中國對於他們，仍然充滿了神秘之感。原因十分簡單。他們僅僅只是去過中國的許多地方。但他們未曾進入的那個龐大而陌生的中國人群，和他們只學會大著舌頭說謝謝與你好兩個問候語的中國語言，永遠地把他們關在了大門之外。這些年見過一些在外國靠中國吃飯的所謂漢學家，反而從他們身上感到了中國的神秘。
所以，我更堅定地要以感性的方式，進入西藏（我的故地），進入西藏的人群（我的同胞），然後，反映出來一個真實的西藏。《大地的階梯》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成果。因為，小說的方式，終究是太過文學，太過虛擬，那麼，當我以雙腳與內心丈量著故鄉大地的時候，在我面前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真實的西藏，而非概念化的西藏。那麼，我要記述的也該是一個明白的西藏，而非一個形容詞化的神秘的西藏。當然，如果我以為靠自己的幾本書便能化解這神秘，那肯定是一個妄想。
根本的原因還在於，許許多多的人並不打算扮演一個文化人類學者的角色。他刻意要進入的就是一個形容詞，因為日常狀態下，他太多的時候就生活在太多的名詞中間，缺失了詩意，所以，必須要進入西藏這樣一個巨大的形容詞，接上詩意的氧氣袋貪婪地呼吸。在拉薩八廓街頭一個酒吧里，我曾用了整整一個下午翻閱遊客們的留言，就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