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個月來，我接連接到老友逝世的噩耗，內心震動，悲從中來。但是，最出我意料的最使我哀痛的還是一良兄的遠行。
9月16日中國文化書院在友誼賓館友誼宮為書院導師慶祝九十華誕和米壽舉行宴會。一良屬於米壽的範疇，是壽星老中最年輕的。他雖已坐輪椅多年；但在那天的宴會上，雖稱不上神采奕奕，卻也面色紅潤，應對自如。我心裡想，他還會活上若干年的。就在幾天前，在10月20日，任繼愈先生宴請香港饒宗頤先生，請一良和我作陪。他因身體不適，未能赴宴，親筆簽了一本書，送給饒先生。饒先生也在自己的畫冊上籤上了名送給他。但在兩天後，楊銳想把這一本書送到他家時，他已經離開了人世。多麼突然的消息！據說，他是在睡夢中一個人悄沒聲地走掉的。江淹說：「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一良的逝去，既不飲恨，也不吞聲。據老百姓的說法，這是前生修來的。魯迅先生也說，死大概會有點痛苦的；但一個人一生只能有一次，是會過得去的。一良的死卻毫無痛苦，這對我們這些後死者也總算是一種安慰了。
一良小我兩歲，在大學時至少應該同學二年的。但是，他當時在燕京讀書，我則在清華。我們讀的不是一個行當。即使相見，也不會有深交的。可以說，我們倆在大學時期是並不認識的。一直到1946年，我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他當時在清華任教。此時我們所從事的研究工作已經有一部分相同了。因為我在德國讀梵文，他在美國也學了梵文。既然有了共同語言，訂交自是意中事。我曾在翠花衚衕寓舍中發起了一個類似讀書會一類的組織，邀請研究領域相同或相近的一些青年學者定期聚會，互通信息，討論一些大家都有興趣的學術問題，參加者有一良、翁獨健等人。開過幾次會，大家都認為有所收穫。從此以後，一良同我之間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誼增強了，一直到現在，五十餘年間並未減退。
一良出自名門世家，家學淵源，年幼時讀書條件好到無法再好的水平。因此，他對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史籍，都有很深的造詣。他曾赴日本和美國留學，熟練掌握英日兩國語言，兼又天資聰穎，個人勤奮，最終成為一代學人，良有以也。中年後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所創穫。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至於他的學術風格，我可以引湯用彤先生兩句話。有一天，湯先生對我說：「周一良的文章，有點像陳寅恪先生。」可見錫予先生對他評價之高。在那一段非常時期，他曾同人合編過一部《世界通史》。這恐怕是一部「應制」之作，並非他之所長。但是統觀全書，並不落俗人窠臼，也可見他史學功底之深厚。可惜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他長才未展。他留下的幾部專著，決不能說是已盡其所長，我只能引用唐人詩句「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一良雖然自稱「畢竟一書生」，但是據我看，即使他是一個書生，他也是一個有骨氣有正義感的書生，決不是山東土話所稱的「孬種」。在十年浩劫中，他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炙手可熱的「老佛爺」。當時北大大權全掌握在「老佛爺」手中，一良的命運可想而知。他同我一樣，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們成了「棚友」。我們住在棚中時，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彷彿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麼人，我們三個都是「陪斗」。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台下的一間小屋裡，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我忽然聽到幾聲巴掌打臉或脊樑的聲音，清脆「悅」耳，是從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傳過來的。我想，下面該輪到我了。我肅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沒有打過來，我頓時頗有「失望」之感。忽聽台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台去，口號聲震天動地。這種陣勢我已經經受了多次，已經駕輕就熟，竟不心慌意亂，熟練地自己彎腰低頭，坐上了噴氣式。至於那些野狗狂叫般的批判發言，我卻充耳不聞了。這一段十分殘酷然而卻又十分光榮的回憶，拉近了我同侯仁之和周一良的關係。
一良是十分愛國的。當年他在美國讀書時，曾同另一位也是學歷史的中國學者共同受到了胡適之先生的器重。據知情人說，在胡先生心目中，一良的地位超過那一位學者。如果他選擇移民的道路，拿一個終身教授，搞一個名利雙收，直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然而他卻選擇了回國的道路，至今已五十餘年矣。在這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他走過的道路，有時順順利利，滿地繁花似錦；有時又坎坎坷坷，宛如黑雲壓城。當他暫時飛黃騰達時，他並不驕矜；當他暫時墮入泥潭時，他也並不哀嘆。他始終無怨無悔地愛著我們這個國家。我從沒有聽到過他發過任何牢騷，說過任何怪話。在這一點上，我雖駑鈍，也願意成為他的「同志」。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始終維持著可喜的友誼。見面時，握手一談，雙方都感到極大的快慰。然而，一轉瞬間，這一切都頓時成了過去。「當時只道是尋常」，我在心裡不禁又默誦起這一句我非常喜愛的詞。回首前塵，已如海上蓬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我已經年逾九旬。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包括年齡在內，能活到這樣高的年齡，極出我意料和計畫。世人都認為長壽是福，我也不敢否認。但是，看到比自己年輕的老友一個個先我離去。他們成了被哀悼者，我卻成了哀悼者。被哀悼者對哀悼這種事情大概是不知不覺的。我這哀悼者卻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七情六慾，件件不缺。而我又偏偏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我內心的悲哀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魯迅筆下那一個小女孩看到的開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是人人都必須到的，問題只在先後。按中國序齒的辦法，我在北大教授中雖然還沒有達到前三甲的水平，但早已排到了前列。到那個地方去，我是持有優待證的。那個地方早已洒掃庭除，等待我的光臨了。我已下定決心，決不搶先使用優待證。但是這種事情能由我自己來決定嗎？我想什麼都是沒有用的，我索性不再去想它，停筆凝望窗外，不久前還是綠蓋擎天的荷塘，現在已經是一片慘黃。我想套用英國詩人雪萊的兩句詩：「如果秋天到了，冬天還會遠嗎？」閉目凝思，若有所悟。
200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