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我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待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台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復存在。後來又回到台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待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麼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密特先生被征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台，教的依然是我一個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傳》，還有他費了20年的時間才解讀了的吐火羅文，在吐火羅文研究領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權威。我並非天才，六七種外語早已塞滿了我那渺小的腦袋瓜，我並不想再塞進吐火羅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訴我的是他的決定，一點徵求意見的意思都沒有。我唯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謹遵命。現在回憶起來，冬天大雪之後，在研究所上過課，天已近黃昏，積雪白皚皚地擁滿十里長街。雪厚路滑，天空陰暗，地閃雪光，路上闃靜無人，我攙扶著老爺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現在我真覺得，我身邊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為了學術，不惜衰朽殘年，不顧自己的健康，想把衣缽傳給我這個異國青年。此時我心中思緒翻騰，感激與溫暖並在，擔心與愛憐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待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彙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檻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北大校長鬍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平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心中有點揚揚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彙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絕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託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做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拚命，沒有餘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