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以前，北京大學召開了慶祝曹老（靖華）九十華誕座談會。我參加了，發了言，我說，曹老的道德文章，可以為人師表。《關東文學》編輯部的同志要我寫一篇祝賀文章，我答應了，立即動筆。但是，只寫了一半，便有西安、香港之行，沒有來得及寫完。回京以後，聽到曹老病情轉惡。但我立刻又有北戴河之行，沒能到醫院去看望他。不意他竟爾仙逝。老輩學人中又弱一個，給我連年來對師友的悼念又增添一份沉重的力量，讓我把祝賀文章腰斬，來寫悼念文字，不禁悲從中來了。
記得在大約四年以前，我還在學校工作，曹老的家屬從醫院打電話給學校領導，說曹老病危，讓學校派人去見「最後一面」。我奉派前往，看到他的病並不「危」，談笑風生。我當時心情十分矛盾，我把眼淚硬壓在內心裡，陪他談笑。他不久就出了院，而且還參加了一個在京西賓館召開的會。我們見面，彼此興奮。我一想到「最後一面」，心裡就覺得非常有趣。他則怡然坦然，坐在台階上，同我談話。以後，聽說他又進了醫院，出出進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時光流逝，一晃就是幾年，他終於度過了自己的九十周歲誕辰。我原以為他還能奇蹟般地出出進進幾次，而終無危險，向著百歲邁進，可他終於一病不起了。
同很多人一樣，我認識曹老有一個曲折的過程。我是先讀他的書，然後聞知他的英勇事迹，最後才見面認識。我在大學讀書期間，曾讀過曹老的一些翻譯作品。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祖國十一年之後，終於經歷了千辛萬苦，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里。我當時心情十分矛盾，一個年輕的遊子又回到母親跟前，心裡感到特別溫暖。但是在所謂勝利之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像一群蝗蟲，無法無天，亂搶亂奪。我又不禁憂從中來。我在上海停留期間，夜裡睡在克家的榻榻米上，覺得其樂無窮。有一天，忽然聽到傳聞，國民黨警察在南京下關車站蠻橫地毒打了進京請願的進步人士，其中就有曹老。從此曹靖華（我記得當時是曹聯亞）這個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
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我才在北京大學見到曹老。他在俄語系工作，我在東語系。由於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但是，他留給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長我十四歲，論資排輩，他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他為人淳樸無華，待人接物，誠摯有加，彬彬有禮，給人以忠厚長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國舊文化精華的一個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風。
但是，這只是他性格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卻如金剛怒目，對待反動派決不妥協。他通過翻譯蘇聯的革命文學，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績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記憶。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早年他冒風險同魯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義鬥爭，堅貞不屈，數十年如一日，終於經歷了嚴霜烈日，走過了不知多少獨木小橋，迎來了次第春風。他真正做到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在以後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中，我對他的敬意與日俱增。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是《世界文學》的主編，我是編委之一。每隔幾個月，總要召開一次編委會，大家放言高論，其樂融融。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參加的會議真可謂多矣。我決不是一個「開會迷」，有一些會讓我苦不堪言。但是，對《世界文學》的會，我卻真有一點「迷」了。同老友見面，同曹老見面，成為我的一大樂事。
我曾在悼念朱光潛先生的文章中提到，我最不喜歡拜訪人。即使是我最尊敬的老師和老友，我也難得一訪。我自己知道，這是一種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難移，性難改，至今沒有什麼改進。對待曹老，我也是如此。儘管我對他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但是曹老的家我卻一次也沒有去過。平常在校園中見了面，總要問寒問暖，說上一陣子話，看來彼此都是興奮而又欣慰。在外面開會時碰到，更要促膝長談。我往往暗自慶幸：北大是一個出百歲老人的地方。我們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活到一百多歲。我的美國老師溫德教授也慶祝過自己的一百周歲。曹老為什麼不能活到一百歲呢？
然而曹老畢竟沒有活到一百歲。這對中國文學藝術界來說是一大損失，對他的學生和朋友來說是一件無法彌補的憾事。有生必有死，這是自然規律，我輩凡人誰也無法抗禦。我們只能用這個來安慰自己。同時，我又想到，年過九十，也算是壽登耄耋，在世界上，自古以來，就是十分罕見的。曹老可以安息了。
北大以老教授多聞名全國。我自己雖然久已年逾古稀，但是抬眼向前看，比我年紀大的還有一大排，我只能算是小弟弟，不敢言老，心中更無老意，常常感到，在燕園中，自己是幸福的人。然而近二三年以來，老成頗多凋謝，驀抬頭：我眼前的隊伍逐漸縮短了，宛如深秋古木，在不知不覺中，葉片一片片地飄然落下。我雖然自謂能用唯物的態度對待生死問題，然而內心深處也難免引起一陣陣的顫抖了。
嗟乎，死者已矣。我們生者的責任更大起來了。我感到自己肩頭沉重了起來。
1987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