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孟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來。這消息對我並不突然，因為他畢竟是快九十歲的人了，而且近幾年來，身體一直不好。但是，如果他能再活上若干年，對我國的學術界，對我自己，不是更有好處嗎？
現在，在北京大學內外，還頗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算作我的師輩。因為，我當學生的時候，他們已經是教授了。但是，我真正聽過課的老師，卻只剩下孟實先生一人。按舊日的習慣，我應該稱他為業師。在今天的新社會中，師生關係內容和意義都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尊師重道仍然是我們要大力提倡的。我對於我這一位業師，一向懷有深深的敬意。而今以後，這敬意的接受者就少掉重要的一個了。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繫念書。我那時是二十歲上下。孟實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在清華大學兼課，年齡三十四五歲吧。他只教一門文藝心理學，實際上就是美學，這是一門選修課。我選了這一門課，認真地聽了一年。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一門課非同凡響，是我最滿意的一門課，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國來的外籍教授所開的課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人，他的口才並不好，講一口帶安徽味的藍青官話，聽起來並不「美」。看來他不是一個演說家，講課從來不看學生，兩隻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戶上的某一塊地方。然而卻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他介紹西方各國流行的文藝理論，有時候舉一些中國舊詩詞做例子，並不牽強附會，我們一聽就懂。對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論，他確實能講出一個道理來，我聽起來津津有味。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在學術上誠實的人，他不嘩眾取寵，他不用連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兒」去欺騙、嚇唬年輕的中國學生。因此，在開課以後不久，我就愛上了這一門課，每周盼望上課，成為我的樂趣了。
孟實先生在課堂上介紹了許多歐洲心理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的新理論，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說，還有什麼人的距離說等等。他們從心理學方面，甚至從生理學方面來解釋關於美的問題。其中有不少理論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記憶不忘。要說裡面沒有唯心主義成分，那是不能想像的。但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只要是一個有良心、不存心騙人的人，他總是會在不同程度上正視客觀實際的，他的學說總會有合理成分的。我們倒洗澡水不應該連嬰兒一起倒掉。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難道不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嗎？但是，你能說，他們的學說完全不正確嗎？我們過去有一些人習慣於用貼標籤的辦法來處理學術問題，把極其複雜的學術問題過分地簡單化了。這不利於學術的發展。這種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間，在「四人幫」的煽動下，達到了駭人聽聞的荒謬的程度。「四人幫」竟號召對相對論一竅不通的人來批判愛因斯坦，成為千古笑談。孟實先生完全不屬於這一類人。他老老實實，本本分分，自己認識到什麼程度，就講到什麼程度，一步一個腳印，無形中影響了學生。
離開清華以後，我出國一住就是十年。在這期間，國內正在奮起抗日，國際上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八年，家書抵億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完全同祖國隔離，什麼情況也不知道，1946年回國，立即來北大工作。那時孟實先生也轉來北大。他正編一個雜誌，邀我寫文章。我寫了一篇介紹《五卷書》的文章，發表在那個雜誌上。他住的地方離我的住處不遠。他的辦公室（他當時是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我是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和我的辦公室相隔也不遠。但是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我曾拜訪過他。說起來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卻是事實。現在恐怕有很多人認為我是什麼「社會活動家」。其實我的性格毋寧說是屬於孤僻一類，最怕見人。我的老師和老同學很多，我幾乎是誰都不拜訪。天性如此，無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訪孟實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為沒有在重慶和昆明待過，對於抗戰時期那裡的情況完全不了解。對於朱先生當時的情況也完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後，聽了三言兩語，我有時候也同幾個清華的老同學竊竊私議過。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資格乘南京派來的專機離開中國大陸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他毅然留了下來，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過程細節，我完全不清楚。然而這件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畢竟是經受住了考驗，選擇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我常常想，在解放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分為三類：先知先覺的、後知後覺的、不知不覺的。第一類是少數，第三類也是少數。孟實先生（還有我自己），在政治上不是先知先覺，但又決非不知不覺。愛國無分少長，革命難免先後，這恐怕是一條規律。孟實先生同一大批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考驗、前進和停滯，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最終還是認識了真理，認為共產黨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因而堅定不移地在這一條路上走下去。孟實先生有一些情況我原來並不清楚。只是到了前幾年，我讀到他在抗戰期間從重慶給周揚同志寫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對國民黨並不滿意，他也嚮往延安。我心中暗自譴責：我沒有能全面了解孟實先生。總之，我認為，孟實先生一生是大節不虧的。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該走的道路。
這一條道路當然也決不會是平坦的。三十多年來，風風雨雨，幾乎所有的老知識分子都在風雨中經受磨鍊。最突出的例子當然是「十年浩劫」。孟實先生被關進了牛棚。我是自己「跳」出來的，一跳也就跳進了牛棚。想不到幾十年前的師生現在成了「同棚」。牛棚生活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的。在這裡暫且不談。孟實先生在棚里的一件小事，我卻始終忘記不了。他鍛煉身體有一套方術，大概是東西均備，佛道溝通。在那種陰森森的生活環境中，他居然還在鍛煉身體，我實在非常吃驚，而且替他捏一把汗。晚上睡下以後，我發現他在被窩裡胡折騰，不知道搞一些什麼名堂。早晨他還偷跑到一個角落裡去打太極拳一類的東西。有一次被「監改人員」發現了，大大地挨了一通批。在這些「大老爺」眼中，我們鍛煉身體是罪大惡極的。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的意義卻不小。從中可以看出，孟實先生對自己的前途沒有絕望，對我們的事業也沒有絕望，他執著於生命，堅決要活下去。否則的話，他盡可以像一些別的難兄難弟一樣，破罐子破摔算了。說老實話，我在當時的態度實在比不上他。這一件事，我從來沒有同他談起過，只是暗暗地記在心中。
「四人幫」垮台以後，天日重明，孟實先生以古稀之年，重又精神抖擻，從事科研、教學和社會活動。他的生活異常地有規律。每天早晨，人們總會看到一個瘦小的老頭在大圖書館前漫步。在工作方面，他抓得非常緊，他確實達到了壯心不已的程度。他譯完了黑格爾的美學，又翻譯維柯的著作。這些著作內容深奧，號稱難治，能承擔這種翻譯工作的，並世沒有第二人，孟實先生以他淵博的學識和湛深的外語水平，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爭分奪秒，鍥而不捨，「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終於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得到了學術界普遍的讚揚。
孟實先生學風謹嚴，一絲不苟，謙虛禮讓，不恥下問。他曾多次問到我關於古代印度宗教的問題。他對中外文學都有精湛的研究，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他的文筆又流利暢達，這也是學者中間少有的。思想改造運動時，有人告訴我說是喜歡讀朱先生寫的自我批評的文章。我當時覺得非常可笑：這是什麼時候呀，你居然還有閒情逸緻來欣賞文章！然而這卻是事實，可見朱先生文章感人之深。他研究中外文藝理論，態度同樣嚴肅認真。他翻譯外國名著，也是句斟字酌，不輕易下筆。嚴復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在朱先生身上也發現了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解放後，他努力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並以此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給我們樹立了榜樣。
現在，孟實先生離開了我們。他一生執著追求，沒有偷懶。將近九十年的漫長的道路，走過來並不容易。峰迴路轉，柳暗花明，他都碰到過。順利與挫折，他都經受過。但是，他在千辛萬苦之後，畢竟找到了真理，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找到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好的歸宿。現在人們常談生命的價值，我認為，孟實先生是實現了生命的價值的。
聽到孟實先生逝世的消息時，我並沒有流淚，但是在寫這篇短文時，卻幾次淚如泉湧。生生死死，自然規律，任何人也改變不了。古人說：「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孟實先生，安息吧！你的形象將永遠留在你這一個年邁而不龍鐘的學生的心中。
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