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我的交遊情況的人，恐怕都會有一個疑問：季羨林是頗重感情的人，他對逝去的師友幾乎都寫了紀念文章，為什麼對李長之獨付闕如呢？
這疑問提得正確，正擊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這個疑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說，原因不在長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華同學。事情不能說是小事一端，但也無關世界大局和民族興亡，我就不再說它了。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只有八九歲，地方是濟南一師附小。我剛從私塾轉入新式小學，終日嬉戲，並不念書，也不關心別人是否念書。因此對長之的成績如何也是始終不知道的，也根本沒有想知道的念頭。小學生在一起玩，是常見的現象，至於三好兩歹成為朋友，則頗為少見。我同長之在一師附小的情況就是這樣，我不記得同他有什麼親密的往來。
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祝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響，語文改文言為白話。課本中有一課是舉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駱駝」。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關心我的教科書的。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阿拉伯的駱駝」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後，他大為驚詫，高呼：「駱駝怎麼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於是我立刻就轉了學，從一師附小轉到新育小學（後改稱三合街小學）。報名口試時，老師出了一個「騾」字，我認識了，而與我同去的大我兩歲的彭四哥不認識。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級，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級：區區一個「騾」字為我爭取了一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個逸事吧。
我在新育小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不愛念書，專好打架。後來有人講我性格內向，我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但在當時，我大概很不內向，而是頗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個證明。我是怎樣轉為內向的呢？這問題過去從未考慮過，大概同我所處的家庭環境有關吧。反正我當時是不大念書的。每天下午下課以後，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磚的一個角落裡，大看而特看舊武俠小說，什麼《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說岳》、《說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幾回，越續越荒唐，我卻樂此不疲。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秋妹和我常開玩笑，問不認識的字是用筷子夾呢，還是用笤帚掃；前者表示不多，後者則表示極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掃的時候居多吧。讀舊小說，叔父稱之為「看閑書」，是為他深惡而痛絕的。我看了幾年閑書卻覺得收穫極大。我以後寫文章，思路和文筆都似乎比較通暢，與看閑書不無關聯。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閑書看得不夠。是不是看閑書有百利而無一弊呢？也不能這樣說，比如我想練「鐵砂掌」之類的笑話，就與看閑書有關。但我認為，那究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用不著大張撻伐的。
看閑書當然會影響上正課。當時已經實行了學年學期末考試張榜的制度。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間，從來沒有拿到過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無追求這種狀元的野心，對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閑書照看不誤。
我一轉學，就同長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畢業後，按常理說，我應該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濟南一中的。但我幼無大志，自知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報考了與「爛育英」相提並論的「破正誼」。但我的水平，特別是英語水平，恐怕確實高於一般招考正誼中學的學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討了半年的便宜。以後事實證明，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場空」，一點用處也沒有。至於長之，他入的當然是一中。一中畢業以後，他好像是沒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齊魯大學附中，從那裡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但在北大預科畢業後，卻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華大學。我自己呢，正誼畢業以後，念了半年正誼高中。山大附設高中成立後，我轉到那裡去念書。念了兩年，日寇佔領了濟南，停學一年，1929年，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轉到那裡，1930年畢業，考入清華大學。於是，在分別六年之後，我同長之又在清華園會面了。
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裡去，看到牆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於是他轉入了哲學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裡，又看到牆上貼著一張法文試卷。上面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著紅光。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為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只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
我同長之往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同中文系的吳組緗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經常會面，原因大概是我們都喜歡文學，都喜歡舞筆弄墨。當時並沒有什麼「清華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伙，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面，高談闊論，說話則是盡量誇大，盡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剛出版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四人當然不會無動於衷，就聚集在工字廳後面的一間大廳里，屋內光線不好，有點陰暗。但窗外荷塘里卻是紅荷映日，翠蓋蔽天，綠柳垂煙，鳴蟬噪夏，一片暑天風光。我們四人各抒己見，有的讚美，有的褒貶，前者以組緗為代表，後者的代表是我，一直爭到室內漸漸地暗了下來，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方才鳴金收兵。遙想當年的鵝湖大會，盛況也不過如此吧。
由於我們都是「文學青年」，又都崇拜當時文壇上的明星，我們都不自覺地拜在鄭振鐸先生門下，並沒有什麼形式，只是旁聽過他在清華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又各出大洋三元訂購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先生是名作家兼學者，但是絲毫沒有當時的教授架子，同我談話隨便，笑容滿面，我們結成了忘年交，終生未變。我們曾到他燕京大學的住宅去拜訪過他，對他那藏書插架之豐富，狠狠地羨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編了《文學季刊》，一時洛陽紙貴。我們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虛榮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們這幾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心裡有點飄飄然，不是很自然的嗎？有一年暑假，我同長之同回濟南，他在家中宴請老舍，邀我作陪，這是我認識老舍先生之始，以後也成為了好朋友。
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早年在德國留過學，沒拿什麼學位，翻譯過德國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沒有什麼著作。他在北京許多大學兼課，每月收入大洋一千餘元，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劇男角為主要業務。他則以每天到中山公園閑坐喝茶為主要活動。夫婦感情極好，沒有兒女。楊先生的思想極為複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皆給高分。有一天，他拿給長之和我一本德文講文藝理論的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Literatur Wissenschaft，意思是「文藝科學」。長之和我都覺得此字極為奇妙，玄機無窮，我們簡直想跪下膜拜。我們倆誰也沒有弄明白，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麼葯。後來我到了德國，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字，一點玄妙也沒有。長之卻寫文章，大肆吹捧楊先生，稱他為「我們的導師」。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他這「感情的批評主義」是不是指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完全以主觀印象為根據，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
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同我們都不大來往，與長之來往極密。長之張皇「造名運動」，意思是儘快出名，這位張君也是一個自命「天才」的人，在這方面與長之極為投機。對這種事情，我不置一詞，但是他從圖書館借書出來，挖掉書中的藏書票，又用書來墊床腿，我則極為不滿，而長之漠然置之，這卻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認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再擴大了，就會形成曹操主義：「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聳聽呢？我決無此意。這位張君，我畢業後又見過一次面，以後就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不知所終了。
時間已經到了1935年。我在清華畢業後，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住在清華招待所里。此時長之大概是由於轉系的原因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