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上、思想史上、文化史上、文學史上，甚至教育史上，胡適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一個矛盾重重的人物，一個物議沸沸揚揚的人物，一個很值得研究而又非研究不行的人物。
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決定出版約莫有兩千萬字的《胡適全集》，征序於我。我沒有怎樣考慮，便輕率地答應了下來。現在說是輕率，但在當時並沒有一點輕率的感覺，反而覺得確有點把握。因為我從中學起，一直到大學，到留學，到回國任教，胡適的著作從《嘗試集》《胡適文存》起，一直到《胡適論學近著》，再加上報紙雜誌上他的那一些政論文章都讀過，有的還讀了不止一遍。對他的學術造詣以及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看法，自己覺得頗有把握。在另一方面，在40年代後半期，我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個系主任，同作為校長的胡適，經常有接觸的機會，請示彙報，例所難免。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同他一樣，都推崇考據之學，頗能談得來。從而對他的為人，待人接物，應對進退，有充足的感性認識。有了這兩個方面，為他的《全集》寫序，心裡是覺得頗有底兒的，答應下來，難道還能算是輕率嗎？
但是，一旦靜心構思，準備動筆，我才憬然頓悟：自己答應得真是過於輕率了。我平常寫東西，下筆頗快。這一次我卻想一改舊習，學一學我的老祖宗季文子，要「三思而後行」，想把序寫得好一點，寫出一點水平來。適逢當今學壇突然掀起一股「胡適熱」，僅就我視線所及，已經有十多種關於胡適的論著和胡適本人的著作出版問世。我覺得，要想寫好這一篇序，必須熟讀今賢書，從他們的書中吸取營養，擴大自己的眼界，開拓自己的思路。這個想法不能說不正確。古代中外許多聖賢不都提倡多聞嗎？
於是我就多方搜求，得到了十幾種胡適的書和關於胡適的書，整整齊齊，羅列案頭，準備一一閱讀，然後下筆，定能彩筆生花，寫出一篇美妙的序文來。讀了第一本書，覺得獲得了很多知識，心裡甜絲絲的。讀了第二本，又覺得增長了很多知識，心裡又甜絲絲的。記得外國什麼哲學家說過，讀別人的書，好像是讓別人在自己的腦袋裡跑馬。跑第一次馬時，我覺得跑得好，跑得有道理。跑第二次馬時，我就覺得有點不對頭。比方說，第一次跑馬，馬頭向東。第二次跑馬，馬頭卻突然轉而向西。究竟是向東對呢，還是向西對？我有點糊塗起來了。我這「糊塗」並不「難得」，是於無意中得之的。在糊塗中，我自己暗自思忖：如果第三次跑馬而馬頭向南，第四次跑馬而馬頭向北，我腦袋裡豈非天下大亂了嗎？這樣一來，我將茫然，懵然，無所適從，我將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變成一位獃子。
我於是下定決心，當機立斷，把案頭的書推開，除了偶爾翻閱一下以外，不再從頭認真細讀。與其讓別人在自己腦袋裡跑馬，何不讓自己跑幾趟馬呢？此時，我彷彿成了菩提樹下的如來佛，塵障全逝，本性固融，丟掉了桎梏，獲得了大自在。
且看我跑出些什麼結果來。
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也可以說是20世紀的學術史，究竟應該怎樣分期，我還沒有讀到並世賢哲們的著作。我自己在這方面決不敢以內行自居，本著「半瓶子醋晃蕩」的原則，提出自己的看法。學術總是脫離不開政治的，以政治環境為綱，我想把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分為五個階段：
（一）1901—1911年
（二）1911—1919年
（三）1919—1949年
（四）1949—1978年
（五）1978—現在
我在下面試著加以簡略的分析。
我覺得，要想探索中國近百年來的學術史，必須抓住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一條是遵守乾嘉諸老的以考據為基礎的治學方法；一條是利用西域和敦煌新發現或新出土的古代典籍和文物；一條是——利用美國學者費正清的現成的話——「中國對西方的反應」（a''s respoo the west）。第一條和第三條都明白易懂。只有第二條需要加點解釋。中國學術史上——我想，世界學術史也一樣——有一種現象或者甚至一條規律：有新材料發現，就能把學術研究向前推進一步，在學術史上形成一個新的階段或新的時代。這樣的例子，中外都不缺乏。在中國學術史上，最新的一次材料大發現，就是西域考古成果和敦煌遺書。關於這個問題，王靜安先生做過演講，而且他自己就是身體力行的人。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文中說：「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真可謂要言不煩。以簡單明了的三目概括了王靜安一生「幾若無涯岸之可望」的治學範圍和治學方法，真是大手筆。寅恪先生的第一目和第二目，相當於我上面說的第二條，第三目相當於我說的第三條，大家一看就可以明白。
我在下面分析我提出來的五個階段時，就以陳先生的三目為綱。只有提綱，才能挈領。我的分析當然以適之先生為主，因為我不是在寫《中國近百年來學術史》，而是寫《胡適全集》的序。在五個階段中，第一階段與胡適關係不大，那時他還是青年學生。第二階段則與他關係至大，他是這一階段的主角。第三階段他仍然演重要的角色。第四階段他居住在台灣和美國，幾與大陸學術界脫離。第五階段則他已去世，沒有可能再扮演什麼角色了。歲月流轉，時移世變，對陳先生的三目必須有所增添。這是很自然的事，用不著多加解釋了。
以下就是分析。
雖然清王朝已朝不慮夕，但仍然有一個太后和兩個皇帝坐在寶座上，發號施令，天下依然是大清帝國的天下。這種政治環境不能不對人們的心態起著作用。
在這期間，乾嘉諸老的考據學風對一些學者仍有影響。學術界的一些領袖人物，像章太炎、梁啟超等忙著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反清的活動，想重振大漢之天聲，對學術研究不能不有所忽視，研究成果難以出現。但是，正在同時，由西方人進行的西域考古則碩果累累，而敦煌遺書的發現者最初也是西方人。北京的學者們雖已有所聞，但他們中之姦猾腐敗者，只知竊取，據為己有，而不知研究利用，與西方學人根本對立。在學術研究方面根本談不到對西方的反應。
在這一階段，胡適還是一個少年，談不上什麼參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管對這個成功如何評價，反正北京已把皇帝改成總統（最初叫普理璽天德），五族共和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結束了。這種政治環境也必然對中國人民——學者當然也包括在裡面——的心態起著作用。在政治上，共和了沒有多久，洪憲復辟的醜劇就出台而後又迅速地覆滅。接著來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在學術文化圈子裡，老一輩的領袖人物，如章太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等，都有點功成身退的意味，一點也不活躍，在這一階段的前一半，幾乎成了真空，然而卻給胡適準備好了活動舞台。
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先學農，後改文學，又改哲學。在文學和哲學中，他如魚得水，歡游自如，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初到美國時，他對美國政治感到極大的興趣，並且親自參加一些活動，達到如瘋如狂的地步。因此，終其一生他認為美國式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這裡就埋下了他既反對共產黨的政治，也反對國民黨的政治之根。在哲學思想方面，他的最高理想就是杜威實驗主義，也可以說是終生以之的。在學術研究方面，從他所寫的三篇最早的文章——《〈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中，依稀可以看見乾嘉諸大師的考據學對他的影響，他也是終生服膺增加了一點新成分的考據學，他有時稱之為「科學方法」。
胡適於1917年回國。他雖然去國七年之久，但是對國內的情況，他還是相當清楚的。他回國後看到的是一個民生凋敝、政治混亂的局面。學術界幾乎是一片荒蕪，好像是等待著他來一試身手，大顯身手。他一不頹唐，二不鬱悶，而是精神抖擻，投入到祖國的改造中去。他帶回來的是滿腦袋的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思想。從對西方的反應這個角度上看，這是最激烈的時候，激烈地向西方傾斜。胡適的思想實際上是「全盤西化」的思想。陳獨秀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的《新青年》，可以說是為胡適準備好了一片活動場所。1917年，胡適的石破天驚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就發表在《新青年》1917年1月號上。這是中國近代「文藝復興」的第一聲響炮，影響深遠。胡適原意是掀起一場新文化的運動，然而最終卻變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胡適對此曾多次表示不滿。胡適因此以二十多歲的青年「暴得大名」。
總之，第二階段的後半期，胡適意氣風發，主宰了當時的文壇和學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