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寫了這樣多的回憶師友的文章，獨獨遺漏了陳寅恪先生。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對我來說，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據的。我一直到今天還經常讀陳先生的文章，而且協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當然會時時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個頗為喜歡舞筆弄墨的人，想寫一篇回憶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對先生的回憶，我認為是異常珍貴的，超乎尋常地神聖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這一點神聖性，故而遲遲不敢下筆。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懷舊集》，已經到了非寫不行的時候了。
要論我同寅恪先生的關係，應該從六十五年前的清華大學算起。我於1930年考入國立清華大學，入西洋文學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改名為外國語文系）。西洋文學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學計畫，必修課規定得有條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給選修課留下的時間卻是很富裕的。除了選修課以外，還可以旁聽或者偷聽。教師不以為忤，學生各得其樂。我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先生的課，都安然無恙，而且因此同鄭振鐸先生建立了終生的友誼。但也並不是一切都一帆風順。我同一群學生去旁聽冰心先生的課。她當時極年輕，而名滿天下。我們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滿臉莊嚴，不苟言笑，看到課堂上擠滿了這樣多學生，知道其中有「詐」，於是威儀儼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選修此課者，下一堂不許再來！」我們悚然而聽，憬然而退，從此不敢再進她講課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後，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經變成了一個慈祥和藹的老人，由怒目金剛一變而為慈眉菩薩。我向她談起她當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經完全忘記，我們相視而笑，有會於心。
就在這個時候，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眾多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海因里希·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國內只有陳師一人。他被海內外學人公推為考證大師，是完全應該的。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然而，茫茫士林，難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學人的所謂「學者」，驕縱跋扈，不禁令人浩嘆矣。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後來到德國，讀了呂德斯教授的書，並且受到了他的嫡傳弟子瓦爾德施密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導和熏陶，可謂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學殖瘠茫，又限於天賦，雖還不能說無所收穫，然而猶如細流比滄海，空懷仰止之心，徒增效顰之恨。這隻怪我自己，怪不得別人。
總之，我在清華四年，讀完了西洋文學系所有的必修課程，得到了一個學士頭銜，現在回想起來，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從這些課程中收穫不大。歐洲著名的作家，什麼莎士比亞、歌德、塞萬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著作都讀過。連現在忽然時髦起來的《尤利西斯》和《追憶似水年華》等等也都讀過。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並不深入。給我留下深遠影響的課反而是一門旁聽課和一門選修課。前者就是在上面談到寅恪師的「佛經翻譯文學」；後者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關於後者，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談過，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在清華時，除了上課以外，同陳師的接觸並不太多。我沒到他家去過一次。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決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離開了水木清華，我同寅恪先生有一個長期的別離。我在濟南教了一年國文，就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到了這裡，我才開始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在我一生治學的道路上，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轉折點。我從此告別了歌德和莎士比亞，同釋迦牟尼和彌勒佛打起交道來。不用說，這個轉變來自寅恪先生的影響。真是無巧不成書，我的德國老師瓦爾德施密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是同學，同為呂德斯教授的學生。這樣一來，我的中德兩位老師同出一個老師的門下。有人說：「名師出高徒。」我的老師和太老師們不可謂不「名」矣，可我這個徒卻太不「高」了。忝列門牆，言之汗顏。但不管怎樣說，這總算是一個中德學壇上的佳話吧。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穫卻是最豐富的十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干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飢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里，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覆。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飢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十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西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佔哥廷根，後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彙報我十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複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鬍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十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看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裡住了幾個月，1946年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了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了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十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十二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從那裡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作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絕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三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父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父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