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論資排輩，周培源先生應該算是我的老師。說話為什麼這樣繞彎子呢？原因是，我於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當時周先生是清華教授。但是，我學的是西洋文學系，而周先生則是物理教授，並無任何接觸。只是有時在校園中林蔭路上看到周先生伉儷走過而已。當時教授在社會上地位極高，待遇優厚，而且進可以官，退可以學。在我們青年學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理科歸入北大，周先生自國外歸來，參加了北大的工作。間有機會同他一起開會。但仍然由於行當不同，而從無過從。我對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以前相比，增加得微乎其微。不過，從他的言談舉止中，從別人對他的評論中，我漸漸發現，周先生其實是一個很有個性，很有骨氣，很有正義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人。
我真正認識周先生是在一個非常不正常的情況下，是在「十年浩劫」中。浩劫開始時一陣混亂過後，「群眾組織」逐漸合併成兩大派，這與全國形勢是完全相適應的。兩大派一個叫所謂「天派」，一個叫所謂「地派」。北大的兩大派的名稱是「新北大公社」（天）和「井岡山」（地）。從整個運動過程來看，這兩大派都搞打砸搶，都亂抓無辜，都壓迫真正的群眾，真正是難兄難弟，棗木球一對，無法評論其是非優劣。但是從北大的具體情況來看，領導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爺」，打出江青的旗號，橫行霸道，炙手可熱。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財政大權，迫害異己。我與此人打過多年交道，深知她不學無術，語無倫次，然而卻心狠手辣，想要反對她，需要有一點犧牲精神。
我在運動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經過了一陣陣的驚濤駭浪，算是平安地過了關。雖然仍然被工作組劃在「臨界線」上，但究竟屬於人民內部，滿可以逍遙自在了。
但我是一個頗愛打抱不平的人，雖然做不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時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點小亂子。對於這一位「老佛爺」的所作所為，我覺得它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其實我也並不真懂什麼是「革命路線」。我只覺得她對群眾的態度不對頭。於是我便有點「蠢蠢欲動」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內，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乾脆參加了反「老佛爺」的組織，並且成為領導成員。在這期間，我一次也沒有在私下見過周先生。他為什麼這樣做，我毫無所知。只記得北大兩大派在大飯廳（今天的大講堂）中舉行過一次公開的辯論，兩派的領導都坐在講台上。周先生也儼然坐在那裡，而且還發了言。他的歲數最大，地位最高，以一個白髮盈巔的老人，同一群後生坐在一起，頗有點滑稽。然而我心裡卻是充滿了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氣在這裡流露得淋漓盡致。後來，「老佛爺」大概對周先生這樣一位有威望的教授起來反對自己極為不安。於是唆使親信對周先生大肆攻擊。「十年浩劫」中對立派之間羅織罪名，耍弄刀筆，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老佛爺」對周先生當然更是使出了渾身解數，誣陷污衊。我得知，周先生參加的組織竟也為周先生立了專案組，調查他的一生行動。我當時真感到心裡不是滋味。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我在這裡不想責怪任何人。大家都是在形勢所迫下進行思考，進行活動的。
我呢，我也上了牛勁，終於經過長期的反覆的考慮與觀察，抱著「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的決心，「自己跳了出來」，也參加了那個反「老佛爺」的組織。這一跳不打緊，一跳就跳進了牛棚，幾乎把老命給賠上。
有一天，我奉到牢頭禁子（官名叫「監改人員」）之命，不要我出去參加勞動，要我在棚里等候批鬥，不是主角，是「陪斗」，等於舊社會的「陪綁」，是一種十分殘酷的刑罰。對於被批鬥，儘管我已是「老手」，什麼呼口號，喊「打倒」，發言批判，滿嘴捏造，我能夠坐在「噴氣式」上置若罔聞；但是，坐「噴氣式」，挨耳光，拳打腳踢，有時被打得鼻青臉腫，有人往臉上唾而又唾面自乾，我卻還真有點不寒而慄。當牢頭禁子，帶著滿嘴的「國罵」向我下達命令時，我心裡真有點哆嗦。我已失去一切自由，連活著的自由在內，我只有低頭應命，如坐針氈似的等在牛棚里。
但是，一直到中午，也沒有人來押解我。後來，有的難友悄悄告訴我說，「老佛爺」夜裡抄了周先生的家——儘管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護的人，「老佛爺」也膽敢違抗——周先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躲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被「揪」住。「老佛爺」的如意算盤是揪住以後，大規模批鬥，知道我同周先生的關係，才讓我陪斗。我真有點後怕，如果當時周先生真被「揪」住，批鬥起來，其聲勢之猛烈，概可想見了。在當天下午被押解著出來勞動時，我看到地上、牆上寫滿了「打倒豬配猿」一類的口號，想見「老佛爺」等輩咬牙切齒之狀。
浩劫的風暴逐漸平靜。我聽說，中央某一個領導人向周先生提了意見，周先生在某一個場合做了點自我批評。這可能只是傳聞，確否我不敢說。至於我，沒有什麼人提出意見，我不想在這方面做什麼檢查。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滿意的不多。我拼著老命反「老佛爺」一事，是我最滿意的事情之一，它證明我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膽小鬼。
風暴過後，我同周先生的接觸多了。我們從來沒談過我上面說的那些事情。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但是，周先生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風範卻日益引起我的敬佩，是我一生學習的好榜樣。
前兩年，周先生曾重病過一次，然而卻奇蹟般地恢複了健康，又忙忙碌碌地從事各種活動了。我現在借用馮友蘭先生的兩句話來為周培源先生祝願：「何止於米，相期以茶！」
1991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