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們巳經加入了漢語這個大家庭，同時，我們又有著一個日漸退隱的母語的故土，在不同的語言間穿行的奇異經驗，正是全球化與被全球化過程中，一種特別的經驗。這種經驗使我們有幸為漢語這個公共語言的大廈添磚加瓦。
這個論壇的主題是全球化與中華文化，我願意從漢語言這樣一個角度來嘗試著接近一下這個主題。我不是語言學家，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角度，當然是因為我作為作家與出版人的身份，更因為我作為一個母語並不是漢語，卻主要靠漢語交流，並完全靠漢語謀生與發展的中國通稱為「少數民族」這個複雜構成中—個簡單的分子，一個以漢語寫作的藏族人。以這樣一個身份來談漢語，可能是一件有點意思的事情。
其實，對漢語言來說，全球化，準確地說是被全球化的過程，至少在20世紀初葉白話文運動起就已經開始了。也就是說，漢語在全球化或者說被全球化的過程中，面臨發展的空前機遇與巨大壓力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歷史了。在這個漫長過程緩緩展開的大部分時間裡，全球化這個概念還沒有提出，理論界也沒有人敏銳地注意到這個過程實際上的展開，因而用相類於全球化這樣的概念對這一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前些天我在書櫃中，翻出一本專門探討用漢語翻譯各種外國語的翻譯論文集。書的扉頁上還寫著這本書的購書日期——1985年。我很奇怪，那時，自己在偏僻的藏區工作，通過不斷自學，水平剛剛能夠比較自如地完成本職工作，尚有餘力時開始嘗試用漢語寫作小說。而一個習作者為什麼就會關注不同語言的翻譯問題呢？答案只有一個：在那時的口語環境中，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經歷著今天社會比較高層的人們在紐約、在巴黎、在北京和上海一樣在不同語言中隨意穿行的生活。如果說，在紐約，在巴黎這樣的生活，是中國一代精英分子努力追求的結果，而當年，非常強勢的漢語降臨到偏僻之地講藏語的蒙昧人群頭上的時候，卻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現實。
還在川西北一個偏僻的十多戶人家的小村莊里生活成長的時候，漢語對我的「全球化」就已經開始了。
我們講漢語的時候，是聆聽，是學習，漢語所代表的是文件，是報紙，是課本，是電視，是城鎮，是官方，是科學，是一切新奇而強大的東西；而藏語裡頭的那些東西，都是與生倶來的，是宗教，是游牧，是農耕，是老百姓，是家長里短，是民間傳說，是回憶，是情感。就是這種語言景觀本身，在客觀上形成了現代與原始、官方與民間、科學與迷信、進步與停滯的鮮明對照。在這樣兩種不同的語言間不間斷地穿越，我對不同語言的感覺，就絕對不是發音不同與句式不同那麼簡單，而是發現，可能我們面對這個世界的基本立場——對世界與人生認知或者拒絕認知，帶著對傳統的批判探尋的理性或者是懷著自足的情感沉湎在舊知識體系的懷抱——都是由所操的語言所決定的。
但在今天在這裡，我談到這個問題，卻是想討論有著這樣語言經驗的人，注意到一個很多人都感受到但並未得到充分討論的語言現實。這個現實就是，漢語這個偉大的語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其表現能力一直處於迅速的擴展當中。
在這裡，我還要先對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化」這個概念進行一下界定。
全球化在這裡是指漢語向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內，在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的擴張（也包括漢語普通話在漢語方言區的擴張），在這種不斷的擴張中，不斷有像我這樣的過去操別種語言的人加入，這種加入也帶來了各不相同的少數民族文化對世界的感受，在漢語中找到了合適的表達方式，而這些方式與感受在過去的漢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這種擴張帶來了擴大漢語感性豐富的可能。
被全球化，則是指大量的外國語作品被翻譯成漢語。大量外國語典籍被翻譯成漢語這個過程，並不僅僅如一般人認為的那樣，傳播了新的知識與觀念，就是這些譯文本身，也幫助漢語這個古老語種獲得新的表達能力，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現代漢語呈現在今天的這種面貌。這種語言移植，本是一個曾經輝煌的帝國衰落到不堪一擊的時候，痛定思痛，被迫以一個後發國家的姿態，引入「德先生」和「賽先生」所代表的先進思想意識，以文化上的主動被殖民，來擺脫政治經濟軍事上慘遭殖民的處境的嘗試，這種嘗試引起的結果非常複雜，但就漢語言本身來說，卻導致了一個積極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一個古老語種完成了一個民族進入現代社會所必需的現代化重建。
在我的感覺中，這種語言現實常常是被忽視的。而且，在有關現代漢語的批評中，「歐化」、「翻譯腔」經常被垢病。作為一個用語言謀生的人，我自然也認為過度的「歐化」，過度的「翻譯腔」是沒有必要的。但我不能設想，如果沒有這些通過翻譯建立起來的白話文的表達方式與系統，我們只以傳統文言與當代老百姓口語的表達為資源進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達這個社會所需要表達的一切東西。即便是縮小範圍，只討論我的本行文學，在我看來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何況我們對語言有著強烈依賴與需求的領域遠遠不像文學這麼不直接關乎於國計民生的痛癢，無論是形而上的還是形而下的表達，都難以想像。用鄉下人的樸素語言加上幾個新名詞，肯定不能表達量子力學與生物學，僅僅靠儒家經典的概念與推演方式也不能表達需要更多理性指引的哲學與科學，甚至一份應用性很強的商業合作或計畫書都無法完成。再說今天的民間口語中，也不能說沒有受到來自書面與媒體轟炸中的那種更有邏輯層次，更具思辨風格，更能揭示事物本質，因此也更為理性準確的翻譯體語言的影響。翻譯語言對現代漢語的影響絕非是輸入了「坦克」和「沙發」、「秀」與「酷」這些新詞那麼簡單。這種語言，少一點長處，就是詩性與玄學意義上美感，同時，翻譯體語言可能有時候還有滯澀之感，比之於街頭巷尾的口語，可能少一點鏗鏃順溜的音韻之美。但過於順溜的漢語，不管是在書面還是在口頭，不免給人一種不著邊際、不關注意義的油滑之感。
過去，我們從政治出發來討論語言，今天，很多人以愛國愛民族的名義來討論語言，這樣的方法，看上去很正義，卻有著用民族文化情緒遮蔽客觀現實的巨大危險。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漢語在被迫全球化過程中，翻譯體的語言對漢語重建所作出的貢獻就這樣非常輕易地被遮蔽了。更準確地說，漢語被全球化的這個過程中，我們只重視引進的思想觀念與新知，但使引進和傳播得以實現的語言本身卻被忘記了。更不要說，引進與傳播過程所致的漢語功能的擴張與表達能力的提高這樣一個事實也在有意無意之間被忽略了。在語言領域中，所謂的中國化被無條件推崇，所謂的歐化又被無理性地貶斥，這是一個非常荒誕的事實。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百餘年的現代化史，新思想、新知識、新制度引進的嘗試一直沒有停止過。但語言這個載入媒介在這樣一個偉大進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忽略，在這個進程中，語言這個載入工具本身也不斷被新表達方式所豐富，載入工具本身的功能因此日益周密強大的事實也就被奇怪地忽略了。
既然給整個中國、整個中國文化帶來如此巨大變化的語言現代化過程都可以被輕易地忽略，那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強勢的漢語在中國邊疆地帶少數民族地區的推廣普及，即漢語在國家版圖上向內對少數民族各語種的「全球化」進程中所呈現的語言事實，好像完全發生在學界的視野之外，就是一個不值得奇怪的事實了。
也許，這是我們國家數十年如一曰所推行的少數民族政策使然。這個政策實施的事實依據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中國的少數民族程度不同地處於一種落後的弱勢地位上，一個以相對先進與絕對強大的漢民族為主體的國家，要建成一個團結統一的多民族集合體，就要對這些弱勢與落後的民族，進行各種支持與幫助。而這種政策，的確帶來了中國邊疆地帶少數民族地區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各個方面的巨大進步。僅就藏族地區而言，藏傳佛教各教派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統治青藏高原的時間竟長達一千多年！我在國外的不同的論壇上多次講過，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除了青藏高原之外，歷史老人從來就沒有耐心給任何一個權力集團如此漫長的時間去治理一個地區，去統御一個民族，而且還容忍其如此無所作為。所以，在19世紀和20世紀，無數次變革的機遇與挑戰出現時，整個青藏高原還沉浸在中世紀死氣沉沉的夢魘中間。
而整個西藏在20世紀下半葉開始，如何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這一事實過於宏大也過於複雜，顯然不在今天的題旨之內。前面說過，作為一個寫作者與出版人，我的關注點始終是語言，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間的相互影響。在這種相互影響下，一些語言獲得生機，表達出新的思想與新的感受，而一些語言對日常生活的覆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