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表達一種文化，不是為了向世界展覽某種文化元素，不是急於向世界呈現某種人無我有的獨特性，而是探究這個文化「與全世界的關係」，以使世界的文化圖像更臻完整。
這次受《當代作家評論》雜誌林建法先生的邀請，來渤海大學參加交流活動，他預先布置任務，一個是要與何言宏先生作一個對話，一個是要我準備一個單獨的演講，無論是何先生預先傳給我的對話要點，還是林建法主編的意思，都是要我側重談談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或者說是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關係這樣一個話題。這是文學藝術界經常談及的話題，同時也是一個越談越歧見百出，難以定論的話題。
去年10月到11月間，有機會去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作了一次不太長的旅行。我要說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一方面是與過去只在文字中神會過的地理與人文遭逢，一方面，也是對自己初上文學之路時最初旅程的一次回顧。在這次旅行中，我攜帶的機上讀物，都是20世紀80年代閱讀過的拉美作家的作品。同行的人，除了作家，還有導演、演員、造型藝術家。長途飛行中，大家也傳看這幾本書，並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交換對這些書的看法，至少都認為這樣的書，對直接體會拉丁美洲的文化特質與精神氣韻，是最便捷、最有力的入門書。我說的是同行者的印象，而對我來說，意義顯然遠不止於此。我是在胡安·魯爾弗的高原上行走，我是在若熱·亞馬多的叢林中行走，我是在博爾赫斯的複雜街巷中行走！穿行在如此廣闊的大地之上，我穿越的現實是雙重的，一個實際的情形在眼前展開，一個由那些作家的文字所塑造。我沒有機會去尋訪印加文化的舊址，但在瑪雅文化的那些輝煌的廢墟之上，我想，會不會在拐過某一座金字塔和仙人掌交織的陰影下與巴勃羅·聶魯達猝然相逢。其實也就是與自己文學的青春時代猝然相逢。
之所以提起一段本該自己不斷深味的旅行，是因為在那樣的旅途上自己確實想了很多。而所思所想，大多與林建法先生給我指定的有關民族與世界的題目有著相當直接的關係。對我來說，在拉美大地上重溫拉美文學，就是重溫自己的80年代，那時，一直被禁閉的精神之門訇然開啟，不是我們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著我們撲面而來。外部世界精神領域中的那些偉大而又新奇的成果像洶湧的浪頭，像洶湧的光向著我們迎面撲來，使我們熱情激蕩，又使我們頭暈目眩。
林建法先生的命題作業正好與上述感觸重合糾纏在一起，所以我只好索性就從拉美文學說起，其間想必會有一些關涉到與民族性與世界性這個話題相關的地方。
所謂民族性與世界性，在我看來，在中國文學界，是一個頗讓人感到困擾，卻又長談不已的話題。從我剛剛踏上文壇開始，就有很多人圍繞著這個話題發表了很多的看法，直到今天，如果我們願意平心靜氣地把這些議論作一個冷靜客觀的估量，結果可能令人失望。因為，迄今為止，與二十多年前剛開始討論這些問題時相比，在認知的廣度與深度上並未有多大的進展。而且，與那時相比較，今天，我們的很多議論可能是為了議論而議論，是思維與言說的慣性使然，而缺乏當年討論這些話題時的緊迫與真誠。一些基本原理已經被強調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具體到小說領域，民族化與世界性這樣的決定性因素在每一個作家身上，在每一部成功抑或失敗的作品中究竟起到怎樣的作用，尤其是如何起到作用，還是缺少有說服力的探討。
這個題目很大，如果正面突破，我思辨能力的缺乏馬上就會暴露無遺。那麼，作為一個有些寫作經驗的寫作者，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結合自己的作品，來談一談自己在創作道路上如何遭逢到這些巨大的命題，它們怎麼樣在給我啟示的同時，也給我更多的困擾，同時，在排除了部分困擾的過程中，又得到怎樣的經驗。把這個過程貢獻出來：也許真會是個值得探求一番的個案。
談到這裡，我就想起了薩義德的一段話：所有文化都能延伸出關於自己和他人的辯證關係，主語「我」是本土的，真實的，熟悉的，而賓語「它」或「你」則是外來的或許危險的，不同的，陌生的。
以我的理解，薩義德這段話，正好關涉到了所謂民族與世界這樣一個看似尋常，但其中卻暗含了許多陷阱的話題。「我」是民族的，內部的，「它」或「你」是外部的，也就是世界的。如果「它」和「你」，不是全部的外部世界，那也是外部世界的一個部分，「我」通過「它」和「你」，瑞度「它」和「你」，最後是要達到整個世界。這是一個作家的野心，也是任何一種文化在當今世界的生存、發展，甚至是消亡之道。
就我自己來說，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那時正是漢語小說的寫作掀起了文化尋根熱潮的時期。作為一個初試啼聲的文學青年，行步未穩之時，很容易就被裹挾到這樣一個潮流中去了。尤其是考慮到我的藏人身份，考慮到我依存著那樣一種到目前為止還被大多數人看得相當神秘奇特的西藏文化背景，很容易為自己加入這樣的文化大合唱找到合乎情理的依據。首先是正在學習的歷史幫助了，我。有些時候，歷史的教訓往往比文學的告訴更為有力而直接。歷史告訴了我什麼呢？歷史告訴我說，如果我們剛剛走出了意識形態決定論的陰影，又立即相信文化是一種無往不勝的利器，像相信咒語一樣相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樣的斬釘截鐵的話，那我們可能還是沒有擺脫把文學看成一種工具的舊思維。歷史還告訴我們，文學，從其產生的第一天起，就作用於我們的靈魂與情感，無論古今中外，都自有其獨立的價值。它是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可以豐富一種文化，但絕對不是用於展示某種文化的一個工具。
文學所起的功用不是闡釋一種文化，而是幫助建設與豐富一種文化。
正因為如此，我剛開始寫作就有些裹足不前，看到了可能不該怎麼做，但又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剛剛上路，就在岔路口徘徊，選不到一個讓人感到信心的前行方向。你從理性上有一個基本判斷，再到把這些認識融入具體的寫作實踐中還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具體說來就是，這樣的認識只是否定了什麼，那麼你又相信什麼？又如何把你所相信的觀念形態的東西融入具體的文體？從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應該說，我就這樣左右彷徨徘徊了差不多十年時間。最後，是大量的閱讀幫助我解決了問題。
先說我的困境是什麼。我的困境就是用漢語來寫漢語尚未獲得經驗來表達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漢語寫過異域生活，比如唐詩里的邊塞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因為就是離開漢語覆蓋的文化區，進入異族地帶了。但是，在高適、王昌齡們的筆下，另外那個陌生的文化並沒有出現，那個疆域只是供他們抒髮帶著蒼涼意味的英雄情懷，還是征服者的立場，原住民沒有出現。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過：「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我依此指引，讀過很多納蘭容若，卻感覺並不解決問題，因為所謂「未染漢人風氣」，也是從局部的審美而言，大的思想文化背景，納蘭容若還是很徹底地被當時的漢語和漢語背後的文化「化」過來了的。
差不多相同意味的，我可以舉元代薩都拉的一首詩：「祭天馬酒灑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紫駝銀瓮賜諸王。」
「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與邊塞詩相比，這北地荒漠中的歌唱，除了一樣的雄渾壯闊，自有非漢文化觀察感受同一自然界的洒脫與歡快。這自然是非漢語作家對於豐富漢語審美經驗的貢獻。但也只是限於一種個人經驗的抒發，並未上升到文化的高度。而且，這樣的作品在整個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學中並不多見。
更明確地說，這樣零星的經驗並不足以讓我這樣的非漢語作家在漢語寫作中建立起足以支持漫長寫作生涯的充分自信。
好在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與納蘭容若和薩都拉們完全不同的時代，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有條件通過漢語溝通整個世界。這其中自然包括了遙遠的美洲大陸。講拉丁語的美洲大陸，也包括講英語的美洲大陸。
在這個時期，美洲大陸兩個偉大的詩人成為我文學上的導師：西班牙語的聶魯達和英語的惠特曼。
不是因為我們握有民族文化的資源就自動地走向了世界，而是我們打開國門，打開心門，讓世界向我們走來。
當世界撲面而來，才發現外面的世界不是一個簡單的板塊，而是很絢麗複雜的拼盤。我的發現就是在這個文學的版圖中，好些不同的世界也曾像我的世界一樣喑啞無聲。但是，他們終於向著整個世界發出了自己洪亮的聲音。聶魯達們操著西班牙語，而這種語言是幾百年前他們的祖先從另一個大陸帶過來的。但是，他們在美洲已經很多很多年了。即便是從血統上講，他們也不再全部來自歐洲。拉美還有大量的土著印第安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