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元任先生是國際上公認的語言學大師。他是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另有一位講師李濟先生，後來也被認為是考古學大師，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在全國都按照西方模式辦學的情況下，國學研究院卻帶有濃厚的中國舊式的書院色彩。學生與導師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後來幾乎都成了大學教授，而且還都是學有成就的學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這一個研究院只辦了幾年，倏然而至，戛然而止，有如一顆光焰萬丈的彗星，使人永遠懷念。教授陣容之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趙元任先生也給研究院增添了光彩。
我雖然也出身清華，但是，予生也晚，沒能趕得上國學研究院時期；又因為行當不同，終於緣慳一面，畢生沒能見到過元任先生，沒有受過他的教誨，只留下了高山仰止之情，至老未泯。
我雖然同元任先生沒有見過面，但是對他的情況從我讀大學時起就比較感興趣，比較熟悉。我最早讀他的著作是他同於道泉先生合譯的《倉洋嘉措情歌》。後來，在建國前後，我和於先生在北大共事，我常從他的口中和其他一朋友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趙先生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元任先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天才。他那審音辨音的能力遠遠超過常人。他學說各地方言的本領也使聞者驚嘆不止。他學什麼像什麼，連相聲大師也望塵莫及。我個人認為，趙先生在從事科學研究方面，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或者優勢，是其他語言學家所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就是，他是研究數學和物理學出身，這對他以後轉向語言學的研究有極明顯的有利條件。
趙元任先生一生的學術活動，範圍很廣，方面很多，一一介紹，為我能力所不逮，這也不是我的任務。我現在在這裡只想談一下我對元任先生一生學術活動的一點印象。
大家都會知道，一個學者，特別是已經達到大師級的學者，非常重視自己的科學研究工作，理論越鑽越細，越鑽越深，而對於一般人能否理解，能否有利，則往往注意不夠。換句話說就是，只講陽春白雪，不顧下里巴人；只講雕龍，不講雕蟲。能龍蟲並雕者大家都知道有一個王力先生，順便說一句，了一先生是元任先生的弟子，他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為《龍蟲並雕集》，可見他的用心之所在。元任先生就是龍蟲並雕的。講理論，他有極高深堅實的理論；講普及，他對國內，對世界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在國內，他努力推進國語統一運動；在國外，他教外國人，主要是教美國人漢語，兩方面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當今之世，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上許多國家學習漢語的勢頭日益增強，元任先生留給我們的關於學習漢語的著作，以及他的教學方法，將會重放光芒，將會在新形勢下取得新的成果，這是可以預卜的。
限於能力，介紹只能到此為止了。
而今，大師往矣，留下我們這一輩後學，我們應當怎樣辦呢？我想每一個人都會說：學習大師的風範，發揚大師的學術傳統。這些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一談到如何發揚，恐怕就言人人殊了。我竊不自量力，斗膽提出幾點看法，供大家參照。大類井蛙窺天，頗似野狐談禪，聊備一說而已。
話得說得遠一點。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談語言不談思想是搔不著癢處的。言意之辨一向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命題，其原因就在這裡。我現在先離正文聲明幾句。我從來不是什麼哲學家，對哲學我是一無能力，二無興趣。我的腦袋機械木訥，不像哲學家那樣圓融無礙。我還算是有點自知之明的，從來不作哲學思辨。但是，近幾年來，我忽然不安分守己起來，竟考慮了一些類似哲學的問題，豈非咄咄怪事。
現在再轉入正文，談我的「哲學」。我首先經過多年的思考和觀察，我覺得東西文化是不同的，這個不同表現在各個方面，只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看出。我認為，東西文化的不同紮根於東西思維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維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分析，而東方則是綜合。我並不是說，西方一點綜合也沒有，東方一點分析也沒有，都是有的，天底下絕沒有涇渭絕對分明的事物，起碼是常識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只是就其主體而言，西方分析而東方綜合而已。這不是「哲學」分析推論的結果，而是有點近於直觀。此論一出，頗引起了一點騷動。贊同和反對者都有，前者寥若晨星，而後者則陣容頗大。我一向不相信真理愈辯愈明的。這些反對或贊成的意見，對我只等秋風過耳邊。我編輯了兩大冊《東西文化議論集》，把我的文章和反對者以及贊同者的文章都收在裡面，不加一點個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明辨吧。
什麼叫分析，什麼又叫綜合呢？我在《東西文化議論集》中有詳盡的闡述，我無法在這裡重述。簡捷了當地說一說，我認為，西方自古希臘起走的就是一條分析的道路，可以三段論法為代表，其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方的綜合，我概括為八個字：整體概念，普遍聯繫。有點模糊，而我卻認為，妙就妙在模糊。上個世紀末，西方興起的模糊學，極能發人深思。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同志」。《參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西方人的思維差異》，是從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譯過來的，是記者埃麗卡·古德撰寫的。文章說：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將他們對精神生活的探討建立在一種重要的推斷上：人類思想的基本過程是一樣的。西方學者曾認為，思考問題的習慣，即人們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所採取的策略都是一樣的。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進行的研究正在徹底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精神所持的這種觀點。這位學者名叫理查德·尼斯比特。該文的提要把他的觀點歸納如下：
東方人似乎更「全面」地思考問題，更關注背景和關係，更多藉助經驗，而不是抽象地邏輯，更能容忍反駁意見。西方人更具「分析性」，傾向於使事物本身脫離背景，避開矛盾，更多地依賴邏輯。兩種思想習慣各有利弊。
這些話簡直好像是從我嘴裡說出來似的。這裡絕不會有什麼抄襲的嫌疑，我的意見好多年前就發表了，美國學者也絕不會讀到我的文章。而且結論雖同，得到的方法卻大異其趣，我是憑觀察，憑思考，憑直觀，而美國學者則是憑「分析」，再加上美國式的社會調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哲學」的最概括的具體內容。聽說一位受過西方哲學訓練的真正的哲學家說，季羨林只有結論，卻沒有分析論證。此言說到了點子上，但是，這位哲學家卻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頭痛正是西方哲學家們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論證方法。
這些都是閑話，且不去管它。總之一句話，我認為，文化和語言的基礎或者源頭就是思維模式，至於這一套思維模式是怎樣產生出來的，我在這裡先不討論，我只說一句話：天生的可能必須首先要排除。專就語言而論，只有西方那一種分析的思維模式才能產生以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等為首的具有詞類、變格、變位等一系列明顯的特徵的印歐語系的語言。這種語言容易分拆、組合，因而產生了現在的比較語言學，實際上應該稱之為印歐語系比較語言學的這一門學問。反之，漢語等藏緬語系的語言則不容易分拆、組合。詞類、變格、變位等語法現象，都有點模糊不定。這種語言是以綜合的思維模式為源頭或基礎的，自有它的特異之處和優越之處。過去，某一些西方自命為天之驕子的語言學者努力貶低漢語，說漢語是初級的、低級的、粗糙的語言，現在看來，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現在，我想轉一個方向談—個離題似遠而實近的問題：科學方法問題。我主要根據的是一本書和一篇文章。書是《李政道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文章是金吾倫《李政道、季羨林和物質是否無限可分》，《書與人》雜誌，1999年第5期，41—46頁。
先談書。李政道先生在該書中一篇文章「水、魚、魚市場」寫了一節叫作「對21世紀科技發展前景的展望」。為了方便說明問題，引文可能要長一點：
一百年前，英國物理學家湯姆孫（J.Thomson，1856—1940）發現了電子。這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質是由小的物質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構造。（下略）
以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這種觀念是不對的。（中略）我覺得，基因組也是這樣，一個個地認識了基因，並不意味著解開了生命之謎。生命是宏觀的。20世紀的文明是微觀的。我認為，到了21世紀，微觀和宏觀會結合成一體。（89頁）
我在這裡只想補充幾句：微觀的分析不僅僅是20世紀的特徵，而是自古希臘以來西方的特徵，20世紀也許最明顯、最突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