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在八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正在就學的老童生，閑暇時間比較多，書看得相當雜。一次旅行，在火車即將要開的時候，上來了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鋪，硬卧列車的上鋪高且險，見他有點不方便，我就將下鋪讓了出來，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謝，坐了下來。
大約是在八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正在就學的老童生，閑暇時間比較多，書看得相當雜。一次旅行，在火車即將要開的時候，上來了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鋪，硬卧列車的上鋪高且險，見他有點不方便，我就將下鋪讓了出來，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謝，坐了下來。由此我們談了起來，他是僧人，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還看過幾本佛經，記得隻言片語，因此總能接上幾句，逗起老和尚的談興。火車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時還沒有提速），我們在嘰哩咕嚕地談佛論經，最後，要熄燈前他告訴我，現在他正在跟某活佛修習藏傳密法，灌頂一次勝過讀經幾十年。
臨別時，他預言我早晚要入空門，因此給我留下了地址，告訴我他的身份，記得好像是五台山龍捧寺的住持。回學校以後，不知怎麼就對藏傳佛教來了點興趣，當然，我並沒有野心探究藏密的玄理，只是想弄清楚藏傳佛教的來龍去脈。於是去了幾趟雍和宮，找來若干介紹藏傳佛教的書看，忙活了一通，橫豎就是弄不明白，隨即也就放下了，顯然我不是老和尚預言的個中人，資質有限，連這種門外的東西都弄不明白，更弗論升堂入室了。
不過，雖說是已經放下，但一旦讀書涉及藏密，提到活佛和灌頂。甚至出現達賴、班禪的字樣，心裡還是有點怪怪的。這種感覺，終於在因朋友之賜吞了一本書之後基本消失了。
說「吞」是名副其實，因為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中間連口水都沒喝。這是一本口述史，記錄了一個上世紀30年代由於國外勢力的策動，西藏地方政權對內地心存敵視的條件下，憑著兩腳走進西藏的漢人的故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西藏的三大寺獲得最高佛學學位的漢人喇嘛的傳奇，一個身為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的喇嘛在西藏辦學的經歷。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給我們解剖和展示了那個神秘的，飽浸藏密文化的西藏，告訴了我們許許多多連做夢都想知道，但卻無從知曉的那個時代西藏僧、俗兩界的細節。
在人們的印象中，宗教幾乎都跟政治有著不解之緣。成千上萬的宗教教派初始的時候，也許只是教主「借教斂錢」或者「借教成名」，一旦成了點氣候，無一不在政壇短兵相接，做鐵鎚的有，成鐵砧也有。佛教在諸宗教中，大概要算是最為軟性的一種，凡是篤信佛教的國家，國勢往往不昌，大概是過於慈悲為懷，缺乏攻擊性所至。在中世紀，佛教對政治的干預遠遠抵不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甚至連曇花一現的拜火教和摩尼教也有所不如。佛教進入中國以後，「沙門不敬王者」的舊習逐漸在王權的威勢下消盡，連最痴迷佛門的皇帝也不過是用佛教來當工具而已，梁武帝總是玩著要當和尚的遊戲，但畢竟沒有真的出家。武則天佞佛，但卻讓俊俏的小和尚給她做面首。凡是佛教勢力一大，佔了過多的資源，就會生出滅佛的「法難」。不過，即便如此，並不等於佛教界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個合適的清客位置，依然對俗界的政務發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只有一個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進入得比內地晚，但發展的勢頭卻要猛得多，最後居然形成了僧侶直接掌權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肅芝老人在內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進入西藏之後，又獲得了藏傳佛教最高的佛學學階——拉然巴格西。使得他無論是在佛教處於清客地位的內地，還是在處於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佔據一個顯要的高位勢來介入政治，為我們留下了袈裟與權杖關係的最好注釋。
邢肅芝老人出家的那個年代，無論在世界還是中國，都處於宗教勢力消退的勢頭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憶無疑是準確的，寺廟不僅會遭到軍警的騷擾，而且連記者也會欺負到和尚頭上。更大危險來自於辦學堂的熱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種善寺，就因當地鄉紳的辦學熱情被強佔了去，連一向號稱靈驗的菩薩也被從大殿里搬出來堆在院子里。實際上，這種毀廟辦學的現象從戊戌維新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苗頭，到了清末廢科舉之後，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在西人東來的過程中，中學的節節敗退，也累帶著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義和軌儀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義，而其僧團和寺廟更是只有浪費資源的價值。這種源於現代化的毀佛勢頭，攪雜著傳統的道學精神，來勢相當兇猛，以至於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賴於有權勢的軍閥政客，施展靈異的旁門左道，以求自存。佛教對世俗權力的依賴，無可挽回地墮入了更低一層次。
正像邢肅芝老人口述史里說的那樣，風頭最勁的太虛法師既要藉助張學良的力量保護陝西的佛寺，還要答應去蔣介石的小小的祖廟雪竇寺擔任方丈，更需要將一堆軍長師長甚至國民黨中委納入自己的門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為軍閥政客做升遷法事、護國（集團的命運）法事、平安法事，許多赫赫有名的軍閥，像趙恆惕、孫傳芳、劉湘以及書中提到的四川省長王陵基（書中提到的是他的號王芳洲，似有誤，應為方舟），都是那時節大開法會的主兒。更有甚者，還讓佛教直接作用于軍閥集團對內部的整合，比如湖南軍閥唐生智，就在擅長藏密的顧法長的參與下，讓全軍將士受居士戒，練成了一支「佛軍」。
當然，這一切只是象徵著佛教的式微。從某種意義上講，邢肅芝老人的老師太虛法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努力，以及一向看不起藏傳佛教的內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說是佛教界某種挽回頹勢的嘗試。正是由於這種嘗試，年輕的邢肅芝有緣接觸到了藏密，從而引發了他雪域求法的念頭。
從年輕的邢肅芝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雖然佛教在式微，但對佛學的探求在近代知識界卻出現了一個高潮。這其中，既有楊仁山、歐陽竟無以及支那內學院師生的努力，也有馬一浮、章太炎等人對佛理的探究。已經在僧、俗兩界小有名氣的邢肅芝，之所以放棄眼前的尊榮，甘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嘗艱難跋涉的辛苦，步入一個完全不可知境地，應該說，支配他行動的也是知識界佛學探究的衝動。
在西藏，雖然藏傳佛教與內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樣一邊是與世俗功利的緊密糾葛，一邊是對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與內地的清客模樣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戲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紅教和黃教各個教派，誰跟權力靠得近，誰就佔主導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黃教的一統天下，藏地喇嘛教黃教教派的最高領袖——達賴和班禪分別是前藏和後藏的實際統治者。不過，在邢肅芝入藏的時候，達賴已經擠走了班禪，控制了全藏。西藏是個貴族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佛教的社會，這兩個基本點決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統治者是以封建領主的形態存在的，100多個世襲貴族家族構成了西藏上層社會的主體，他們都有自己的世襲領地和莊園，擁有對領地農奴生殺予奪的大權，在俗界，只有貴族才有可能成為政府官員。其次，西藏又是個佛教的世界，高級僧侶不僅是社會的精神領袖，而且擁有最高的世俗權力。而他們本身也是另一種形態的貴族，雖然大多無法從血緣上世襲傳承，但通過活佛轉世，同樣可以以寺廟為基地，成為傳世的貴族，一樣擁有領地、財富和農奴，甚至擁有武裝，事實上也是封建領主。對於世俗貴族，信奉佛教是他們之所以可以做貴族的合法性依據，他們不僅要皈依佛祖，布施和供養僧侶，而且要絕對服從宗教領袖，一旦他們有人在這方面出了問題，就可能被革除出貴族行列。對於僧侶貴族，他們雖然是通過宗教的渠道獲得的貴族身份，但卻只能依從世俗的領主方式才能存在。
西藏地方政府被稱為噶廈，或者是噶廈政府，噶廈由四位平行的噶倫（類似於宰相）執政，四噶倫中，有一個僧侶的席位，三個世俗的席位。噶倫以下，基巧、宗本、代本、甲本都是僧俗並設，有僧官有俗官。這種僧俗混合的政府官吏體制，俗官由貴族擔任，僧官則由喇嘛接任。由於擔任僧官的喇嘛不可能在血緣上世襲，這樣等於是在貴族社會裡面為平民另闢了一條升遷的小道，平民可以做喇嘛，然後通過投靠僧官，刻苦學習，慢慢熬上去。平民當然大大地多於貴族，做喇嘛的平民更是多於做喇嘛的貴族（平民做喇嘛，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西藏的民俗），所以競爭性無疑是很強的。平民出身的喇嘛必須具有相當的資質，不僅精通密、顯兩套佛學，而且醫卜、星相都通才可能被僧官看上，看上以後，還要學點做官的公文書寫。
雖然佛教充盈於整個社會，但官場上卻沒有因此有什麼道德掩飾，所有官的獲得都要買，而且是明碼實價。一個噶倫多少錢，一個宗本多少錢，所有想買的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