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後，寫過一點體會，因是門外漢越界，寫完就不放心，於是去譯者黃其煦先生那裡求個「准」字。專家都是大人大量，總算沒笑話我，還講了個故事給我聽。他說「現在學生上學讀專業也是看家境。有錢的全去讀MBA之類，這些沒有多少掙錢出路的專業，譬如考古，都是家境不好的人才去讀，因為畢業之後的工作就是刨土坑。這引起了他的感慨，在國外是相反，考古是有錢人玩的東西，至少是真有興趣的人才學。德國就很有意思，德國的國家考古研究所不隸屬於任何科學研究部門，而是由外交部管轄。因為從歷史上看，德國在近東、中東的考古就是由當時的外交官開創的，他們組成了考古組織，逐步擴大，沿襲至今，外人很難想像個中的原因。」他還說：「當初我到德國讀書，就是考古所的一個分所所長提攜，可是所里卻不能招學生，於是就到科隆大學去註冊。以後才知道，考古所算是個衙門。後來安志敏先生被德國考古所授了一個外籍院士，所長不讓事先告訴他，我在大會上給他當翻譯，安先生才知道。我說，這回您就算是半個德國外交官了。他心裡還打鼓，說要是這樣，回去要彙報，說清楚才好，免得以後有麻煩。」
這讓我想起讀考古史留下的一個深刻印象：西方文化傳統中，有一種從公元前就開始的廣泛「研究興趣」或者說「哲學入迷」。聽了他的故事，我想到那些西方外交官開創考古的「箇中原因」。大量西方外交官、殖民地官員都熱衷考古、研究當地文化，從1871年開始，德國考古研究所就成為普魯士政府的一個機構，1874年成為帝國的一個機構。我曾經讀到過一些別的故事，忍不住又想寫出來。其中很有意思的一個，也和考古相關，不過那算是「語言考古」了。
大家都知道，在《聖經》「創世紀」里，有個巴別塔故事。說的是在著名大洪水之後，人們代代相承講的是同一種語言。漸漸地，「人」感覺自己的能力越來越強，野心膨脹，決定要在今天伊拉克的古巴比倫城，建一座巨大無比的城市，使得人類不再四散；另建舉世無雙之高塔，不為敬神只為張揚人的能力，也就是「以人的名義」，而非「神的名義」，那就是巴別塔。他們決定，巴別塔要高入雲霄，有點「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意思。看到人有雄心，上帝就開始微笑，他只和人開了一個小小玩笑，他弄混了人的語言，讓他們不再同語同文，而是開始自說自話。雄心勃勃的建設者們相互再也無法溝通，巴別塔於是半途而廢，而人們也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據說在歷史上，確有巴別塔。提到巴比倫難免想到，自己曾經以為，只要進入伊拉克，自然就可以去古巴比倫，可以坐在河邊讀那首小時候就讀過的詩句：「在巴比倫的河邊，我們坐下來哭泣……」詩句也來自《聖經》。他們哭的是被毀的家園，那是描繪古巴比倫城被毀滅的詩篇。可是真不敢相信，在那裡竟然沒有一個嚮導敢領我去那裡，因為那還是恐怖分子的掌控地區。不信也得信，我們已經進入「巴比倫不相信眼淚」的新時代……
墨西哥導演亞歷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執導的電影，講述了四個國家的不同故事，把溝通障礙擴展到人的內心，電影取名也是《巴別塔》，電影得了一堆國際大獎，為墨西哥電影大大添了一把光彩。而巴別塔也成為人類溝通障礙的代名詞。
如同《荷馬史詩》使得著迷的施里曼去尋找和發掘特洛伊古城，如同《聖經》故事引發無數發掘考證，在西方巴別塔的故事也迷住了許多學人，其中有一支，竟在苦苦追尋傳說中的語言源頭。他們想知道：我們的祖先，當真是講同一種語言的嗎？
這樣的研究雖然不用刨土坑，可也不容易。先是在分析和理出系統之前，先要學習不同語言，而語言種類已經多如牛毛。它和考古史前學的形成一樣，需要有許多人對這樣的事情用心，不僅不覺得枯燥乏味，還興趣盎然甚至著迷。更困難的是，語言始終在變化流動，也不斷消失得漫漫無蹤。據今天語言學界認為，幾千年來，在西亞、中東、印度次大陸和歐洲，流行過許多不同的語言，而其中大多數已經消失，斷了線索。這樣的事情今天還在我們眼前發生，印度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時候，還有六千五百多種語言，可是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由於英語和北方印地語的強勢，其中近二百種語言就在這幾年內將瀕臨滅絕。
不過，一直有一群「巴別塔語言」的考古入迷者存在，其中最關鍵人物，就是在兩百多年前的1783年被英國派往印度殖民地最高法院工作的威廉·瓊斯爵士。那一年，他才三十七歲。
瓊斯爵士在9月抵達加爾各答，剛剛安頓下來四個月，他就挑選了三十個他認為合適的英國人發出邀請函，請他們前來參加一個協商會議，他建議成立一個研究當地文化的協會。
此舉並非公務，只是英國或者說歐洲一種普遍組織文化興趣小組、科學研究協會的傳統。瓊斯爵士借職務之便，會議就在最高法院大樓的陪審員室舉行，他自己是個職位不高的新法官，請了最高法院的羅伯特·錢博斯首席大法官主持會議。來者都對亞洲文化有興趣，1784年1月15日，這個研究的興趣聚合正式組成。二十二年後的1805年，他們有了自己的活動地點，今天去印度加爾各答市公園大街，在拐角還可以看到這個被稱做老樓（後來又添建新樓）的兩層樓房，他們的後繼者今天仍然在活動，那就是聞名世界的「亞洲學學會」，也叫「孟加拉亞洲學學會」。
現代中國的比較文化研究是一個很大文章，常常做得抽象、做得玄和空，否則好像都不像文化研究了。可是，許多剛接觸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國學者都會注意到，他們的文化研究內容經常是細微末節的。他們習慣站立在細節實證基礎上，那是慢工細活兒。很多人並不在意是否由自己親手構建一個新系統、推出一個宏大結論，他們只是很耐心地在那裡「刨坑」。支撐他們的，主要不是成就學術事業的野心，而是對細節研究本身的興趣。瓊斯爵士就是一個典型，他迷語言，亞洲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對象，但他的文化研究，就是細緻的語言比較。
瓊斯爵士是個語言天才。他從伊頓公學畢業，可家境並不富裕，三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他讀研究生拿著獎學金，還必須當家庭教師補貼生活費用，他因此教了黛安娜王妃的先輩斯賓塞伯爵，同時還兼作書籍翻譯。二十三歲時的瓊斯爵士已經享有東方研究盛譽，他曾經應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的要求，把一本波斯語的書翻成法語。國王還曾親自拜訪了他。這樣過了幾年，瓊斯爵士不滿足自己的生活，作為一個東方研究者，他自然嚮往東方。於是，他又進入倫敦法學院學習，這樣才得到了這個去印度工作的機會和資格。
通常，我們在描繪殖民地官員，也就是所謂殖民者的時候，總是把他們和殖民主義政治概念聯繫在一起，很容易臉譜化。其實就個體來說，他們中間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尤其是在那個交通不便，不發達地區還非常不發達的年代。這些人往往更富於探險精神或者說冒險精神，也可能對異國文化特別有好奇心，或者性格中有些特別不安分的衝動等等。
瓊斯爵士一直認為，東方古文化高於希臘和羅馬文化，他認為印度的文化和學術在人類發展歷史上特別重要。他深入研究，後來撰寫出版了伊斯蘭法律和印度法律的專著。這也讓我想起以前讀到過一個叫查爾斯·貝爾的英國殖民官員的故事，他駐紮在接近西藏的印度邊境小城，也就入迷學習藏文和藏文化，後來被英國印度殖民政府派進西藏，而他當時涉及外交的許多看法，常常和英國政府相左。究其根源，也是源於他受到當地文化的感染和自己與當地那種不由自主的感情融合。
瓊斯爵士很小就會寫基本的中文，會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等等，在他四十七歲去世的時候，已經精通十三種語言和熟練運用二十八種語言。抵達印度之後，他發現印度教的大多古經卷都是梵語，而梵語在當地現實生活中已經銷聲匿跡，他馬上就興緻勃勃地開始學習古梵語。
憑著語言學家的敏感，他很快注意到一些梵語詞在拉丁語中有近似的變體。例如，「trayas」是梵語的「三」，拉丁語是「tres」，希臘語是「trias」；在十以內數字中，這種相近的變體詞經常出現；又如梵語的「兄弟」是bhrata，德語是「Bruder」，梵語的父親是「pitar」，而拉丁語和德語分別是「pater」和「Vater」。雖然他不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些語言關聯的人，但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得出清晰承襲脈絡的人。也許，巴別塔的身影在他眼前一閃而過，他漸漸認定，梵語在雅利安語群中起著關鍵作用，這些語言非常可能有一個共同來源。
1786年2月2日，在開始學習梵語六個月之後，瓊斯爵士在亞洲學會宣讀了他的研究報告，此舉被語言學界看作是比較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