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炮火連天之時，一部有關這個地區的新紀錄片正在推出。影片尚未正式上映就已在業內轟動，吸引外界廣泛關注。這部電影的製作人長期關注中東問題，以紀錄片方式向人們介紹這個地區被遮掩在幕後的真實細節。這部名為《自殺殺手》（）的影片，是他推出的第七部中東紀錄片。他的名字是皮埃爾·萊霍夫（Pierre Rehov），法國人。
皮埃爾·萊霍夫是個法國人，卻出生在阿爾及利亞。他出生的時候，阿爾及利亞還是法國殖民地。在童年時代，萊霍夫就目睹過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恐怖活動。1961年萊霍夫九歲，阿爾及利亞即將在第二年獨立，這個國家處於動蕩之中。面對可能發生的巨變，二十五萬生活在那裡的普通法國居民，對生活前景和安全滿懷憂慮，決定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移居法國。雖然從國籍概念來說，他們是「回國」，可是，其中大多家庭都是幾代人生活在阿爾及利亞，根已經扎在那裡。所謂的「回法國」，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移民。萊霍夫隨著父母，被捲入這一波巨大的移民浪潮之中。也許，這樣的童年經歷使得他比較早熟，看問題也會複雜一些，「多一個角度」。
萊霍夫在法國的氛圍中長大，對於中東問題並沒有特別的傾向和關注。直到2000年，他在電視里看到法國二台播放的有關穆罕默德·阿爾-杜拉（Muhammad al-Durrah）死亡過程的報道。
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是一個震驚世界的真實事件。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是加沙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在中東衝突的一次交戰中被流彈打死。法國電視二台拍攝了整個過程，並且公開放映了幾組鏡頭，馬上被全世界的電視台轉播，是當時最震動的新聞。在密集的槍彈射擊中，男孩躲在父親身後，兩人一起緊貼牆根坐在地上，萬分無助地躲避在牆角邊的一個鐵桶後面，孩子驚恐萬狀地大哭，父親徒勞地試著拉扯他，希望能擋住孩子。鏡頭切換至最後，靜止在孩子身中四彈、倒在重傷的父親懷裡的鏡頭上。中彈的過程沒有播放，記者宣稱，整個過程中更血腥的鏡頭，被他們在剪接編輯時剪去了。在播放中可以聽到「不要開槍」的叫聲。新聞報道說，當時試圖接近的救護車駕駛員也一死一傷。事件中的父親事後接受採訪說：「這是我一生的噩夢……我的兒子嚇得向我求救：『為了上帝的愛，保護我，爸爸！』我將永不能忘記。」
電視的特殊傳播功能，使這一段錄像遠遠超越了新聞的意義，那是活生生在人們眼前演出的真實殺戮。由於它的震撼性和媒體本身追求「新聞性效果」的天生特質，這段錄像很自然地被全世界電視台一次次地重複播放。我自己就多次在電視里看到過。
戰爭和地區武裝衝突，本來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中國古人曰：兵者，兇器也。巴勒斯坦的武裝力量是民間武裝，武裝組織基地就在難民營里，所謂戰場也就是街巷。中東的武裝衝突，雙方都必然誤傷過平民，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電視是具有強有力視覺衝擊性的媒體，即便是一個公正的電視媒體，在描述這一事實時也會無形中帶有某種宣傳和渲染的意味。就這個案例來說，理智地去看：混戰之中，子彈來自任何一方都是可能的，這是戰爭誤傷平民的悲劇場面，悲劇的製造者是中東長期衝突帶來的戰爭本身。可是在現實中，面對一個活生生的兒童被殺戮的過程，人們自然而然會本能地要求知道：這一槍是誰打的，子彈來自哪一方？
公眾輿論的指向不由自主地跟著感情在走：哪一方發出的子彈，他們就是謀殺無辜平民的兇手、就是罪惡。當拍攝這組鏡頭的法國二台工作小組負責人宣布，這對父子是被以色列一方打死的時候，大家自然把它當作事實接受下來。以色列因此立即受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尤其在阿拉伯世界，以這個孩子為主題發行郵票、命名街道，這組錄像更是被一再播放，也成為包括本·拉登在內的極端分子對民眾展開教育的活教材。對這一類的指控，以色列軍方一般都會認下「可能性」，因為在戰爭中他們不可能對平民的誤傷一一調查，自己一方總是有一半的可能。在對這一事件調查之前，以色列官方最初的回答就是：誤傷是我方責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錄像剛剛公開播放的時候，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有能力質疑報道的真實性。一些有心人綜合其他電台拍攝的同時發生的戰事錄像，開始懷疑法國二台報道的真實性，萊霍夫就是其中之一。從種種蛛絲馬跡，他們發現整個過程頗為蹊蹺，堅持要求對這名加沙男孩被打死的真相展開調查，終於引出各方介入。錄像片的拍攝者是一個名叫塔拉爾·阿布·拉赫瑪（Talal Abu Rahma）的巴勒斯坦人，他是為法國電視二台工作的自由攝影人。2000年10月30日，塔拉爾·阿布·拉赫瑪在巴勒斯坦人權中心宣誓作證說，他「確認以軍是有意冷血地打死穆罕默德·阿爾-杜拉、打傷其父」。為這段新聞的攝製，他得到一系列的新聞獎、記者獎、電視獎等等，包括來自法國和美國華盛頓市的獎項。
但是，後來的調查有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這對父子所處的位置，不可能是死於以軍的槍彈。而且檢查那些沒有播放的影片資料，不僅沒有攝影記者曾經宣稱在編輯中剪去的穆罕默德·阿爾-杜拉被打中時的血腥鏡頭，而且發現在這段片子幾分鐘前的片子里，就有明顯的偽造新聞的證據。例如巴勒斯坦救護車救助的是沒有受傷的人——一些巴勒斯坦孩子在鏡頭前受傷倒地，在拍完後卻又站起來跑掉。經過幾年的調查，基本上能夠確認的是，這個男孩是被巴勒斯坦槍手的子彈打死的。整個調查過程記錄在另一個電影人菲利普·本蘇桑（Philippe Bensoussan）的紀錄片《解密》（）之中。
可是事實是：世界各地看過這段新聞的民眾，很少有人知道這場糾錯的調查，更少有人去看本蘇桑的紀錄片。「穆罕默德·阿爾-杜拉之死」至今被極端分子利用，作為煽動伊斯蘭國家民眾仇恨的材料。
這一事件給萊霍夫很大刺激，他覺得自己在法國看到的有關中東的報道，有許多宣傳的成分。例如在新聞報道中，報道誤傷常常只是一方的責任。而坐在電視機前的民眾是被動的，基本都不會去想雙方交火打仗，怎麼可能只有一方會誤傷平民。後來他自己深入巴勒斯坦才發現，在那裡只有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新聞業者，或者至少是宣稱自己傾向巴勒斯坦的記者，採訪時才比較有生命安全的保障。他在那裡發現，媒體的不公正，與那裡聚集了許多有預設立場、有傾向性的新聞記者有關，尤其法國媒體更是如此。這使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新聞業者的職業操守以及大眾對真相的了解，在一個區域問題的解決上，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中東地區依靠自身來解決衝突的能力十分有限，往往需要依靠國際社會的介入。假如國際社會沒有真實的資訊來源，連事實都不清楚，不理解這場糾葛很深的衝突有其錯綜複雜的根源，又怎麼談得到拿出正確的應對辦法來。國際社會介入解決問題的基礎是公正，如果搞不清事實又何來公正。萊霍夫因此決定親赴巴勒斯坦，用自己的鏡頭記錄和真實報道，以抵禦出於宣傳目的的煽動。
從2000年開始，萊霍夫深入巴勒斯坦。他冒著生命危險，大部分時間在巴勒斯坦工作，拍攝了一系列有深度的中東問題紀錄片。正如一個觀眾說的，萊霍夫拍的這些紀錄片都具有揭露真相的震撼性效果。例如，萊霍夫的紀錄片《沉默的出埃及記》（）入選2004年巴黎人權電影節，也在同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播放。紀錄片重現了被大家忽略的一段歷史事實。
今天，人人都知道有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萊霍夫的《沉默的出埃及記》讓人們看到了同一場戰爭的另一後果——數量龐大的猶太人難民。中東難民問題的起因是1948年中東戰爭。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國根據聯合國決議建國。第二天，5月15日，阿拉伯最強大的四個國家，在幾乎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下，入侵以色列，宣稱要消滅這個剛誕生一天、沒有援助和像樣軍隊的新生國家。
當時在以色列的國土範圍內有許多居民是阿拉伯人。很多學者探討巴勒斯坦難民的形成時認為，難民們有的是因為躲避戰火離開，有一些身在戰區的是在以色列軍隊要求下離開，更有幾十萬人是聽從了阿拉伯國家的號召而離開家園，這些國家向他們保證，只需很短時間以色列就會被消滅，他們可以作為勝利者和征服者回去。而留下來沒有走的阿拉伯人今天是以色列的國民。
非常意外的是，強大的阿拉伯聯軍的突襲並沒有消滅當時弱小的以色列。這些離開家園的大批阿拉伯民眾因此滯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成為難民。巴勒斯坦難民是世人皆知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這場戰爭其實也造成大量猶太人難民。猶太人在阿拉伯地區居住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一些猶太人社區延續了已經有兩千五百年之久。居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大部分是著名的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