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陳小魯的「文革道歉」成為一個新聞。新聞涉及的卻是一段歷史。
長期以來，大家對「文革」的個人懺悔和道歉很是糾結，很多人把「文革」中的個人行為歸於國民性、民族性。我想，懺悔和道歉是非常私人非常內心的事情，也有許多複雜情況。
昨天聊起「文革」，有個朋友對我說，他相信終有一些人只是天使，任何情況下不會作惡，我也相信，如同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只是惡魔。但我同時相信，對於絕大多數人，人性是天使、魔鬼的共存。在一個特殊驅動下，大量隱於內心的魔鬼會一涌而出，傷害其他人。時過境遷，受害者傷痛難平；而對於絕大多數施害者，當魔鬼被驅回原處，依人性規律，他們內心也必定開始天使和魔鬼的戰爭，那是個人的內心掙扎。如張紅兵當初舉報母親，導致母親被判死刑，最後說出來，對於他可能反而是心理上的一種解脫。他的自述符合人之常情：在此之前，他四十多年來一直生活在「弒母」的自責煎熬中，其實即便他沒有走出最後一步，他也不是一個不知懺悔的人；而要論道歉，他永遠沒有機會當面向母親道歉了。我的一個朋友，「文革」中只是六年級小學生，她向我講起，如何內心掙扎許久，才向父親道歉。但是，有更多更多那個時代的青少年，他們被逼迫被誘導羞辱了自己的父母親人，甚至羞辱了自己，正因為深切的痛苦悔恨，令他們一生不堪回首、無法面對，因而選擇迴避，這在心理學上是一個常識。也許他們大多數人都難於面對向父母道歉的那一刻，但並不說明內心就沒有懺悔。當然也有一些人，他們的內心可能至今仍是魔鬼佔上風。
最近于光遠先生去世，他的女兒於小紅寫了家族回憶《白花丁香樹》。小紅的母親孫歷生三十四歲時在北京女三中非正常死亡。這是一個典型「文革」故事，悲劇卻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反右運動。這曾是個幸福家庭。孫歷生是個單純女孩，十四歲入黨。能被保送到中央黨校學習，她一定看作是榮譽和政治進步的機會，絕不會想到，因為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二十三歲就被打入右派的地獄。正是這個「案底」，導致她「文革」中在劫難逃。女兒眼中的于光遠，遠非無情無義，妻子被送去勞改，作為高級幹部，他沒有採取劃清界限，相反，冒著被牽連危險，騎車百里去勞改農場探望妻子，送去營養品。結果，他被舉報，被要求不準夫妻見面，並被逼著離婚。那是全家商量後權衡的決定，放在權衡天平上的，是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待出生）：「再不離婚，爸爸可能被劃成右派，孩子們怎麼辦？」最後決定由已經懷孕五個月的妻子提出離婚。離婚以後，第三個孩子出生，「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著我往醫院跑。媽媽勞改期間營養不良，嬰兒不足四斤，從醫院出來，沉思中的爸爸在醫院門口狠狠摔了個跟斗……坐地許久才站起來」。夫妻保住一個，孩子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費和避免更大傷害。他們的愛情婚姻就被作為代價支付出去了。「文革」更兇險，兩人都失去自由，當時他們各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媽媽死前幾個星期，他們見過面，他知道『清理階級隊伍』，媽媽會再次遇到風險，但他沒想到是訣別。爸爸有機會回家一次，結果他去了白塔寺。我無論如何想不出來他和媽媽是怎樣取得聯繫的。爸爸說他買了幾個包子……媽媽買了兩根冰棍，他們鑽進小衚衕轉了半個多小時。他說的時候哭了……我有時覺得爸爸對不起媽媽，但又常常覺得他實際很可憐，被迫和自己心愛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兒不能公開承認，我心裡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個極為樂觀的人……其實他心裡埋藏了別人無法想像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讓他忘卻，他心裡某一處傷痛是不能觸碰的，他盡一切可能封存」。如果沒有女兒的細節記錄，後人很容易把事件簡化，想當然地批判一個身為高級幹部的丈夫的無情。當所謂大時代非常時期的大風大浪襲來，我們應該承認，人可能是軟弱的，也可以是軟弱的。對於光遠和其他很多人，公開講述可能不僅不能解脫，而且有根本無法逾越的心理障礙。我們應該盡量鼓勵能夠說出來的親歷者記錄歷史，也必須理解和維護一些親歷者們對隱私和心靈最痛處的維護。我們如果無法理解所有悲劇人物在所謂大時代碾壓下的無奈，對他們沒有最基本的同情，我們就很難和「文革」風行的簡化思維方式真正拉開距離。
「文革」經歷是個人的，但「文革」作為歷史，又是民族和國家的。個人記憶和民族記憶該如何轉化？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提到小時候的一個經歷。念小學時，有一天父親領我去了上海西藏路的紅旗新聞電影院，看紀錄片《條頓劍在行動》。那天從影院出來很失望，感覺那是我當時看過的「最不好看」的電影，相比之下，父親全神貫注地投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父輩前半生在內戰乃至世界大戰動蕩中度過，那是他們刻骨銘心的記憶。每每想起來，總覺得那時的年幼無知當然是看不懂「條頓劍」的原因，所以我並不在意。直到有一天，我再次回想那次「條頓劍」經歷，突然感受到歷史隔膜的強大。當時我已經從書本上熟讀那些歷史，但是，對於「二戰」和內戰，我還是有時空上極其遙遠的感覺。那天令我驚訝的是，我突然想到：它們事實上距離我並不遙遠。原子彈在廣島爆炸，是我出生前七年的事情；而國共決戰和國民黨退出大陸，距離我出生只有三年。可是，我對那個時代的距離感，遠遠超過實際的時間距離，其實很自然：歷史場景的清晰了解及準確感受，和事件與自己相距的時間長度無關，而是與是否有親身感受有關。「文革」對於經歷過的這一代人，哪怕相隔半個世紀，仍如在眼前。而對於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人們，哪怕仔細閱讀了「文革」記錄，印象也總是相對抽象、模糊甚至感覺是不可思議的，哪怕他們只是在「文革」結束那年出生，幾乎沒有什麼時間上的距離。而當年紅衛兵的後代，看著今天自己的父親母親祖父祖母，自然完全無法真實想像，他們當年在另一種裝束中可能的威風和生死予奪的權力。在親歷者和非親歷者之間，有一條天然鴻溝。
也就是說，即便用盡一切手段來為國家和民族保留及傳承記憶，效果都可能會大打折扣，更不要說它還如此的缺乏細節的記錄。懺悔道歉是經歷者的個人心靈活動，而記錄細節是歷史傳承。也就是說，即便所有該道歉的都道歉了，假如不重視和鼓勵歷史細節的記錄，那麼，「文革」的教訓依然不會被這個民族的後代了解和記取，它依然會隨著親歷者消失在歷史煙雲中。
例如，採訪陳小魯的記者對今天的讀者介紹說，陳小魯當初創建的是「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動組織』的（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而創建人自訴當時的初衷是「制止打人」，但是，沒有經歷過「西糾歲月」的人，卻無法想像，即便「初衷」不錯，但「初衷」和現實之間，有著怎樣南轅北轍的距離，不僅1966年「紅八月」的「西糾」成立宣言中，聲稱糾察隊是革命的造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要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反革命行動，而且當年「西糾」可以私設監獄，酷刑以待，可以對普通人格殺勿論。「西糾」二字不僅令北京普通市民普通中學生膽戰心驚，甚至他們的威風傳到上海等大城市，那裡模仿的「西糾」們，一樣是紅衛兵暴力的象徵，令當地普通市民和學生充滿恐懼。如果沒有另一方的細節記錄，「西糾」在歷史敘述中，就差不多要變成「文革」中制止暴力的英雄和受迫害對象了。
於小紅記錄了她和自己家庭與周圍鄰居親友經受「文革」暴力的細節：小姨產後十天，就和姐姐、母親一起被毆打，初生嬰兒在床上啼哭。這孩子的父親一直被關押，不到兩歲，父親就被迫自殺。小紅的母親，三十四歲的孫歷生具體是怎麼死的？小紅如實留下了空白和疑問。孫歷生的親人們只有根據她和同事們曾經遭受暴力的情況去推測。而「文革」有無數這樣的歷史疑案和空白。她說：「每個人知道的只是極小的歷史片段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釋的現象，我們身處不同的地位和年齡，同樣的事件在我們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講述我們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講出來，您也講出來，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個時代。」
中國歷史上如此重大的一個事件，目前依然不僅缺乏大量細節記錄，也缺乏制度上的檢討。而且，這是有關聯的。曾經看到一本少數民族地區的「文革」採訪錄，我印象很深的是，這本書的作者提到，有人說，這些寺廟都是你們自己砸掉的，作者說，這樣的說法「真無恥」。我有過在鄂倫春民族地區插隊生活的經驗，明白作者的意思。我看到過對一個鄂倫春獵民的批判會，當時中蘇對立，蘇聯被稱為「修正主義」，親蘇是很大罪名。那是中蘇邊境地區，鄂倫春是遊獵民族，在1953年前還是原始社會，沒有國家概念。他們一人一馬一桿槍，有能力從黑龍江獨自一人騎馬翻山去內蒙相親，也會逐獵物而行，穿越森林進入西伯利亞行獵。這個獵民受到批判，是指責他為何去了趟「蘇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