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李大申故事的時候，我會想到另一位老人：沈一夫先生。因為他們雖是兩代人，卻在同一所叫做北郊中學的學校里生活過。
認識這位老人的經過，很是特別。
那一年，一個美國朋友說，要介紹我認識一個中國家庭——在一個修道院的閑屋裡，由一個美國人作介紹，我和沈先生、沈夫人、他們的大女兒會面了，此後成為好朋友。只是我與他們家住得實在太遠，我去過沈先生家探望，可他們總也沒有能來我家。
沈先生是個很爽朗、很有個性的人，慈父，卻也透出難擋的威嚴。伯母是典型的南方柔弱女子，家庭平衡得有趣，一個母親帶著三個女兒，以柔克剛。我只見過大女兒，她寫一手出眾的好字，裹雲挾風，一氣呵成，頗有父親的氣勢，人卻如母親般溫和。後來知道，沈先生當過南京市政府秘書，有些不平常的經歷。聊天時，他給我講了自己的故事。
沈先生原名叫沈裕福，沈一夫是他後改的名字。他是南京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年輕的沈先生剛考上復旦大學，南京就面臨失守。這時，國民政府號召青年學生隨政府撤退，給出的撤退條件相當好：他和母親、弟弟，都能夠免費坐船。一家因此就隨著國民政府撤往重慶。
「當時的青年也有去延安的，」沈先生說，「我的表弟盧華（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他和我的關係很親近，就在那時和我分手，去了延安。我上有老母，下有一個比我小十二歲的弟弟，所以，就決定留在重慶讀書。」
復旦大學已經遷到重慶北碚江對面的黃桷樹鎮，沈先生住在學校，家也在一起。那時不僅上學不要學費，他還參加半工半讀，每月有二十四元工資，不富裕，卻也生活無憂。
在新聞系讀了兩年之後，他轉經濟系又讀了兩年。當時復旦新聞系主任是個老教授，叫謝六逸，貴州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第一個會員。後來，復旦校方決定改聘程滄波為新聞系主任。程滄波是國民黨中央委員，也是宣傳部長，還是中央日報社社長。沈先生說，復旦解釋改聘的原因，是考慮學生就業，「希望利用程滄波的社會關係，給畢業生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謝六逸是學者，沒有這方面的社會關係」。
程滄波的官方背景，顯然引起左傾學生的不滿。當時，方璞德（即楊永直，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劍塵、方秀蓮、嚴婉宜（教育學家曹孚的妻子）、宛茵（作家葉君健的妻子）等，都是這個系的同學。他們有的是地下黨員，有的與共產黨接近，就發起了反對聘用程滄波的行動，鼓動同學轉系。希望在程滄波接手的時候，新聞系沒有學生，變為一座空城。
復旦學生中，有一些來自四川當地的士紳家庭，比較富裕。年輕的沈先生是工讀生，也就是個窮學生。他說，共產黨員一向傾向接近窮學生，就經常找他。沈先生也和他們一起出過牆報。這次，他們也動員他轉系。最後，轉系的學生相當多，沈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轉系還有自己的考慮。當時復旦的新聞系學生，二年級以上必須轉到菜園壩去上課。菜園壩是重慶近郊，學校請教授方便；北碚離重慶市區很遠，請教授就比較困難。沈先生的家已經安在北碚，不想搬，也就順水推舟地轉到經濟系去了。
就這樣，沈先生在復旦讀了四年書。畢業後，他考取了中國銀行，一起考上的不僅有會計系、銀行系的學生，還有外文系的胡昌度（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沈先生在那裡做了兩年就離開了。雖然銀行待遇優厚，可是沈先生說，當時「自己還年輕，很有朝氣，覺得一直在銀行沒前途，沒意思」。離開後，沈先生進入交通部當科員，月薪一百四十元，交通大學畢業生就可以拿到一百六十元，因為交大難考，畢業生素質相對就高，待遇也不同。沈先生同時還兼了求精中學教員。工作一段時間以後，他在交通部擔任了政務次長沈怡的辦公室秘書。
沈先生在重慶工作期間，在國民黨的短期訓練班輪流受過訓，他參加的是為期一個月的黨政訓練班第二十七期。從理論上來說，就算他當過蔣介石的學生，聽過蔣介石訓話，也接受過他的點名。沈先生解釋說，所謂點名，也就是「點到自己名字的時候，答『有』，要求目光直視。蔣介石也就點點頭，過來輕輕給你衣領掖正一下，表示關心」。
抗戰勝利後，政務次長沈怡原來要到大連去接收。結果，由於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國民黨官員張莘夫接收東北時，被蘇軍所殺），沈怡就到了南京，成為南京市長。沈一夫先生也就隨同前往，成為南京市市長秘書。
兩年後的1947年，沈怡離開南京，接任的南京市長滕傑，是個軍人。沈一夫先生也隨之離開市政府。同是離開市政府，一個還是高級官員，一個仍為平民，道路就此分開。賦閑一段時間之後，沈怡去曼谷，擔任聯合國防汛局局長。沈一夫先生在南京一個公共汽車公司工作，負責財務。
眼看政權要易幟，沈先生有些困惑。他說：「在那個時候，我對共產黨還是有一些概念的。當時不論在上層還是平民中，家庭成員經常分為國共兩派不同觀點。在我家裡就都是共產黨，除了表弟盧華去了延安，那個小我十二歲的弟弟，在金陵大學也加入了地下共產黨。」沈先生還記得，幾年後他讀過一本叫《青春之歌》的書，裡面有兩個人物，余永澤和盧嘉川。他用書中人物對我比喻說：「我當時希望弟弟做『余永澤』，好好讀書，不要參與政治活動，荒廢學業。他卻要做『盧嘉川』，整天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上街，刷標語。他原來叫沈惠生，後來改名沈依群，就是依靠群眾的意思。」
另外，沈先生的堂房侄子侄女們，如沈達人（戲劇學專家）、沈達義、沈菊仙等，都是共產黨員。小時候，他們組織了一個駝峰社，在家裡辦一個叫做「雨花」的牆報。每人都在上面寫文章。沈一夫也寫過「雨後之花芬芳燦爛」這樣的文章。多年後，這些侄子侄女們都為小時候家裡的牆報遊戲受到審查，被懷疑是以沈一夫為首的「反革命組織」，這是後話了。
沈先生說，這樣國共觀點並存的情況也發生在上層家庭。例如，沈怡是國民政府的南京市長，沈怡的大姐夫黃郛（號膺白），與蔣介石是把兄弟，而他的妹夫錢昌照（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就是共產黨。錢昌照給過沈一夫一張照片，還一起吃過兩頓飯。沈先生回憶說，沈怡家裡，就是這樣「各走兩端」。他覺得，當時對人的政治觀點，並不控制得那麼嚴格，說自己傾向共產黨觀點，也沒什麼，不贊成的，也就說他們是「胡鬧」。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沈先生並不覺得自己與共產黨就那麼「水火不相容」。在他的經歷中，感覺「國民黨上層官僚氣息比較重，而共產黨比較接近群眾，很會聯絡人」。
在當南京市長秘書時，因工作關係，沈先生結識了許多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也只是結識，並沒有什麼交情」。他也覺得，國民黨上層人物對共產黨的看法，對他也有一些影響。沈先生回想起來，自己處在「兩端」的影響之間。他想了想，告訴我說，他判斷自己的觀念還是更偏向於國民黨一些。但是，在上層圈子的外圍繞了一圈之後，沈先生髮現，自己實質上不是一個政治中人，他只是一個希望「實幹」，做些實事的人。
解放軍漸漸臨近南京的時候，沈一夫去了上海。
原來南京市政府的秘書長薛次莘，是沈一夫的老同事，這時從上海來信，希望他去那裡工作。上海還有他的一些老同事，如上海公用局長趙曾珏，上海公務局長趙祖康，原來都是沈一夫在交通部工作的同事。趙曾珏是留美的電機工程師，過去由他主編，沈先生主筆，還出過一本《戰後交通復元計畫》。薛次莘答應給沈先生一個職位，他隨即去了上海。
離開南京，也使他感覺輕鬆些。大軍壓境，雖然沈先生自己知道，市長秘書只是個小官，他也沒有劣跡，可是在南京，他畢竟工作在政治上層，多少小有名氣，萬一自己面臨出於政治考量的報復，他琢磨下來，認為自己那些共產黨員的親戚們，不可能出來保護他。在共產黨員的侄子那裡，他已經聽到不少有關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些理論讓沈先生多多少少有些害怕。
到上海一段時間以後，政權改換。沈先生很快和表弟盧華聯繫上了。盧華給他寫信說，表哥「雖然在解放前顯赫一時，卻為他人奴役之工具」，沈先生說，盧華「寫得很沉痛」，他至今還留有深刻印象。盧華還希望沈先生去華東軍政大學學習，當時盧華自己在那裡就任宣教科長。
沈先生沒有去學習，而是留在上海他原來工作的地方。不久，他們被改編為華東建築工程公司上海分理處。當時，他們這個單位的「舊人員」被「留用」，原來對新政權有些擔心的沈先生，驚喜地發現，當時「自己感覺很好」。
沈一夫本來是個有能力的人，現在負責工程組織管理，獨當一面，手下有近千工人。他是副主任，主任是解放軍的副團級幹部，不管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