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關於聶紺弩先生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聶紺弩當年是由於朋友的告密才被送進監獄。被點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們本身也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後來，我又看到這些說法的來源——一位名叫寓真的作者寫了一篇關於聶紺弩檔案的長文。爆炸性的揭秘都是來自文中公布的檔案材料。這些材料顯示，聶先生的罪名部分來自朋友的揭發。
關於道德的討論沖在最前面，因為既然「告」的是「密」，告密者和被告之間應有比較親密的關係，而告密會有惡果，會帶來懲罰。把與自己有親密關係的人，送入一個受懲罰狀態，是人們按常情常理特別不能接受的事情。
這樣的問題也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負責管理歷史檔案的年輕歷史學家，發現一份1950年的檔案，有米蘭·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點被判死刑，最後被送到鈾礦強制勞動十四年。檔案材料提到是大學生米蘭·昆德拉的揭發，卻沒有留下他的筆跡。而米蘭·昆德拉本人否認有過這樣的事情。此案至今還是個謎。
另外，在東西德合併之後，東德檔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問題公開，涉及面之廣，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際關係要重新洗牌，維護最基本社會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鄰里關係等等，都處在崩裂的可能之中，當局不得不暫停公眾對一些檔案的查閱，或者在檔案中隱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曾經是「政治運動過來人」的學者指出，告密根源是由於幾十年嚴酷的政治運動摧殘扭曲著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複雜的。這樣的揭秘會帶來許多難以料想的傷害，我們應該停止「揭瘡疤」。也有學者認為，告密現象今天還沒有絕跡，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讓大家知道，告密是壞事，做不得，做了之後，有一天可能會被揭示，會被大家所不齒。那麼，到底如何是好呢？
我想，首先要問：為什麼會形成社會的告密之風？大家注意到，在某種社會機制下，會出現大量類似的告密。我想，應該探究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所謂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麼？我以為這裡的關鍵不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道德教育和警示警告，而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健全的法制。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有一個概念時常是含混的。這裡所說的「告密」，並不是說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親近的人正當舉報；而是指某人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卻被告發而導致災禍。這就是說，關鍵不在於告發，而是「無罪懲罰」。換句話說，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會，哪怕被告發，也不會帶來懲罰和災禍，因為這些言論或行為本來就是「不違法的」。於是告密也就失去意義。
在一個告密流行的社會，「罪與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為會受到等同犯罪的處理。這樣，問題突然就簡單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簡化複雜的告密問題。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真正的刑事犯罪，對正當舉報有種種法律規定，以避免誣陷。也儘可能對人之常情予以照顧。例如，一個犯罪嫌疑人的直系親屬，可以有權不出庭提供對自己親人不利的證詞。可是，哪怕是親人，你也不能幫助罪犯藏匿罪證、不能協助逃亡，否則就是共謀罪。比如，在美國也有親屬舉報犯罪的，最出名的是一個校園炸彈手，專給人寄炸彈郵包，寄了好多個了，高額懸賞好多年也沒有破案，最終是他弟弟從他的「宣言」里識破真相，告訴自己的母親。兩人商量下來，決定阻止親人的犯罪行為，舉報並謝絕了獎金。美國社會的大多數人體諒這對母子的內心煎熬，對他們還是很敬重。至於對犯罪集團布下「線民」，更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為這裡討論的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法治社會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與非罪的明確界限。對罪行依法處置，鼓勵正當舉報。而對非罪的言論行為則依法保護。
設想如果處在法治社會中，假如有人去報告說，聶紺弩寫了什麼文章，警察會說，對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錯門了。假如有人報告領導說，聶紺弩批評了某項政府措施，領導會說，大家都在忙著掙錢，難得聶先生還關心國家，批評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話我們給發點獎金。這樣，自然就杜絕了我們在討論的、充滿貶義的所謂「告密」。
在我們曾經經歷的多次政治運動中，有層出不窮的「聶紺弩事件」發生，說明社會在那個階段，「罪與非罪」嚴重不分。這種不分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無罪公民受到嚴酷懲罰，一方面是社會假借法律名義傷害無辜者。告密者只是病態制度運作中必然會發生的一環。
今天，不論是寓真文章的發表，還是接下來的評論，都說明時代在進步。過去唯恐被告密的言論，現在居然公開討論。這個進步就是我們從「文革」結束後，開始逐漸建立和推進的法治，在一個個不同領域，漸漸划出「罪與非罪」的界限。凡是經歷「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幾乎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大家也看到，這個過程還在進行中，還遠遠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的標誌，仍然是留有「罪與非罪」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帶。法律界定應該非常清楚，有罪就是有罪，沒罪就是沒罪。三十年改革開放，「改革」的意思就是「突破原來不合理的規矩」。有兩種改法，一種是從改規則開始，也就是先制定新的法律，行動在後。而我們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往往是行動為先。假如「行」得通，規則的制定再跟上。按這樣的順序，摸石頭的改革者處境就很懸。記得一個很聰明的女孩說「摸石頭摸出一個鱷魚背」，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項改革受肯定的時候叫做勇於創新，被否定的時候就可以說是犯規違法——既然新規則還沒出來，突破老規則自然就是違法、就可能受懲罰。
這也包括觀念革新，它也和「罪與非罪」概念緊緊相連。在聶紺弩的時代，批評政府被劃在「罪」的範疇，是大多數人無罪受罰的根源。在今天，劃定這一類的「罪名」界限時，鑒於歷史教訓，就理應特別謹慎。政府必須給出非常清晰的刑事罪行的範疇，不屬於這個範疇，就是合法的。法律不能隨意把一些合法的議題劃入「罪」或「類罪」加以懲罰。否則，歷史進步就還沒有突破本質的轉折點：雖然今天在數量上聶紺弩們大大減少，卻仍然有人無罪受罰。這些人的存在，也在阻嚇其他公民行使自己正當合法的公民權利。受阻嚇的人群可能仍然是數量不小的，社會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健康的。
在這個狀態下，「告密者」就不會絕跡。國家沒有正確界定「罪與非罪」，民眾就不可能有清楚的判斷。可能會有大量民眾把「非罪」言論行為當作危害國家的罪行去告發舉報。這個時候，說要把「歷史警醒」落實到對告密者個人的道德教育或者恥辱阻嚇，期待以此杜絕告密行為，都是不現實的。很可能有人認為自己的告密行為是道德的，是在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安全安定，雖「滅親」卻有「大義」在。而對於一些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錯事的告密者，也很方便就給自己提供著合理借口。「罪與非罪」界限明確的法治社會，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第一步。否則，告密者盛行，無罪者可能受罰，和諧從哪裡來？
再回到寓真文章，也就是再回顧聶紺弩時代。那個時代太殘酷，「罪」的範圍越劃越大，懲治越來越嚴酷。很多人只是因為說錯一句話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一次次運動下來，社會被劃分為「整人和被整」兩大塊，中間地帶也並不安全，社會在合理借口下鼓勵告密者，中間地帶就在不斷被重新劃分。出於各種原因，告密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在「文革」走向極端，民眾處在極度驚恐不安的社會狀態下，許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壓力下屈服，或者被扭曲；尤其是孩子在無知狀態下，扭曲原本正常的親情倫理，自以為在行大義，待時過境遷，理性恢複，則終生留下心理陰影難以擺脫。也有許多人在合理借口下釋放了人性惡的一面。人性原本複雜，可以說集天使與魔鬼於一身。一個良性社會可以誘發人性善的一面，反之會激發人性惡。「文革」中一代學生都耳聞目睹甚至親自參與了對老師的虐待、酷刑甚至謀殺，這種整整一代人被扭曲的後果，在此後的社會生活中都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
回顧這段歷史，也許無法避免涉及一些個人，不論是著名歷史人物，還是小人物。正因為那個時代殘酷，正因為被告密的人可能受到嚴酷對待，聶紺弩就差點死在牢里，所以大家都明白，今天對告密者的揭露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因此，在涉及他們的時候，首先應該以謹慎、公正的態度來對待歷史事實。
舉個例子，對吳祖光，寓真文章提到：「關於聶紺弩焚詩一事，還有一些材料可資印證。這是吳祖光與聶的一次談話，當時被有心人記錄下來，後來也進入了檔案。」並沒有提到那個「有心人」是誰。
在別的文章里，我讀到的聶紺弩案的檢舉人名單列有吳祖光。雖然說明，那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況下，被迫寫有交代檢舉材料」，那麼吳祖光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寫了些什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