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讀羅家倫女兒羅久芳紀念父母的文集。先瀏覽了出版後記。作者提到，編輯高艷華女士建議：把紀念文字和傳主遺作合而為一，合成一本「從多個角度出發的傳記」。羅久芳希望，這樣安排，能使得「讀者不僅能從中認識我父母親的生平，也能夠體會出他們那個時代的滄桑」。讀罷，感覺這個設想真是很成功。
羅家倫曾出任清華大學（1928年8月至1930年5月）和中央大學（1931年至1941年）校長，清華從一個半舊半新的學堂轉型為一個現代化大學，羅家倫是最初推手。羅家倫以他三十來歲的旺盛精力、多年遊學歐美的見識和過人的魄力才幹，給梅貽琦繼任主持清華髮展，打下了重要基礎。除了教育家，羅家倫又是外交家和著名學者。可是，正因為他和胡適一樣，曾居于海峽另一端，也就遲遲不能被此岸的故國後人所了解。這本書面對的不是學者、研究者，而是我這樣的普通讀者。它也不是對先人歌功頌德的泛泛之作，而是讓我們有機會以一個新的角度去審視前輩和他們的舊時代。那個時代並不因其遠去就和我們毫無關聯，它是我們經歷的新時代的母體。例如，羅家倫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我們現在年年還要紀念的五四運動。
我們看前輩學人，會有個明知故犯的偏差，就是很容易注重他們功成名就之後正襟危坐的模樣，便以為這是他們一以貫之的形象，而忘記他們也曾經年輕，曾經也是嬉笑怒罵、活蹦亂跳、口出狂言的毛頭青年。讀到書中對「五四」的描寫時，不由想起自己中學的教導主任楊漱敏，她是九三學社創始人笪移今先生的夫人，高度近視眼，一頭短短的白髮。在一二九運動紀念日，她主動向我們回憶當年的親身經歷。當年那些課本上的說法我都忘記了，留下印象的就是親歷者的細節，說是一招呼大家就去了，一會兒要跑，就拚命跑，要站住，就滿街擠個水泄不通。小姑娘楊漱敏最驚訝的是，看著兩個男同學被擠得跳進了街邊一口大大的空鐵鍋。還有回到學校又如何興奮得很多日子靜不下來。這讓我知道這些事件不是歷史課本上一個抽象的概念，這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參與者多為比我當時大不了幾歲的學生。
五四運動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在青島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沒有歸還中國。這裡面除了中日私下交易，還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的參戰程度，涉及巴黎和會的力量配比，種種複雜糾葛導致出這樣一個結局來，有歷史的偶然和必然，這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只能說，這樣的結果在當時的北京各大學裡，必會引發出一場以愛國為主題的學生運動來。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遊行集會抗議都不在話下，最後的高潮是發生了火燒曹（汝霖）府和「痛打賣國賊」章宗祥的事件。章宗祥被毆重傷，一度生死不明。讀「五四」的羅家倫回憶，最初引起我興趣的，正是圍繞這一歷史細節前前後後的故事。
為了反對中日密約，「五四」一年前的1918年，已經有過一次新華門總統府請願的學生運動。這兩次運動羅家倫都是發起人之一，更因其後者被稱為「五四幹將」。這個幹將在1918年發起請願是二十一歲，「五四」那年是二十二歲。大家都知道，那一天群情激奮。在走出校門前的一次集會上，四年級學生許德珩慷慨激昂發言。他二十五歲才進入北大，1919年二十九歲，是學生中年長的一個。他後來成為九三學社發起人之一。會上劉仁靜揮動小刀意欲自殺，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當時十七歲。後來代理北大校長、也是後來的台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一些書中稱他為「五四學生領袖」，其實不然。「五四」那天陰差陽錯，他本來要被學生推選為副主席的，結果被一個同學打了一拳，一怒之下傅斯年和五四運動脫離干係，再無瓜葛。傅斯年當時二十三歲。
關於發生在曹府的故事，現場目睹的人並不多。許德珩當時在場。他不僅後來一直是九三學社的領導人，還堅持申請加入共產黨達五十三年之久，在九十歲才如願以償。他長期作為大陸政治人物中的「五四」先驅，為我們傳承這段歷史。
羅家倫後來去了海峽的另一邊，他當時也在場。他非常中性仔細地描述了當時發生的事情。章宗祥先被群眾痛打一頓，「忽然有人說『打錯了』。大家便一鬨而散」。章已經不能起來，在場學生無人救助。而是由在場的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用人把他抬出曹府送到一個雜貨店。「群眾中忽然有人叫『剛才並沒有打錯』」，就「重新把章宗祥拖進曹宅來」，那個日本人冒死試圖保護他，學生們「拆散了一張鐵床，拿鐵床的棍子來打，所以章宗祥當時確是遍體鱗傷，大家以為他已經死過去了。……我還親眼看到江紹原拿了一床紅綢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塊紅綢，拿在手裡，亂晃幾下，說是『勝利了！勝利了！』」曹家的室內陳設被學生們紛紛砸碎，包括眾多香水瓶，「香氣四溢，不可嚮邇」。羅家倫看到高等師範的學生從身上掏出許多自來火（火柴）開始放火。他在回憶中問道：「如果他們事前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要在身上帶來這許多自來火呢？結果，曹宅燒起來，徐世昌便下了緊急命令，叫軍警捉人。」羅家倫出了前門，可是救火隊和水夫，已經把一條街擠得水泄不通。幾十人尚在曹宅來不及出來，被軍警逮捕，其中就有許德珩。
「五四」當天，一場民眾抗議政府對外政策的愛國運動，就以一個縱火及毆人重傷的高潮告終。在如此混亂的民眾運動中，發生這樣的暴力刑事案件，古今中外都難避免，更何況中國民眾大規模請願干政，還是初試牛刀，不割出血來才是奇怪事情。問題是割出血以後怎麼辦？
我覺得好奇的是，我們可以看到，大規模「運動」本身就有製造問題的能力。一旦問題被製造出來，一是新問題成為當務之急，而引發運動的國家大事反而退而為其次；二是新問題可以成為「運動」的進一步推動力。兩天後，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曹宅當然已經燒光。記得我們的歷史課本上沒有羅家倫講的這些細節，歷史書暗示和引導我們：痛打、火燒的對象既然是賣國賊，也就是無可厚非之正義行為。在當時，大多數人怕也是持這樣看法的。
不到二十二歲的羅家倫「五四」那天回來累得倒頭大睡，第二天起來，還在奔走，並且參與了全體通過的北京學生罷課決議。在一年前那次新華門總統府請願運動時，事件一發生北大校長蔡元培就立即辭職。最後學生表示退讓回校，又由羅家倫等學生勸說校長回來。這幾個學生有個基本概念，就是不能傷害北大。為此，發起運動的羅家倫還被顧頡剛痛罵了一頓。1918年，顧頡剛二十五歲。這一次，「五四」出了大事，有多名學生在曹府現場被抓，蔡元培根本不提辭職，而是主動聯繫所有大學校長，商討如何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
在一個法治國家，這類事情的處理是橋歸橋、路歸路。抗議集會是法律容許的範圍，政府不可以不批准；但發生違法暴亂行為，獨立的司法不可以不懲治，政府干涉都無用。行政干預司法乃憲政法治之大忌，休提。當然再往前推一步，是政治透明，重大外交舉措不可以隱瞞民眾。而1919年的中國，很容易一步錯而步步錯，或者說一步偏差而步步偏差，整個思路邏輯都對不上。政治是不透明的，民眾抗議是容易失控的，司法不是獨立的，所以釋放被捕學生事情是政府說了算，這樣歪打正著，倒也就有交易可做。
羅家倫估計的政府思路大致不會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長久的罷課下去，一定是要出事的。而且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更容易出事。」所以北京政府剛剛聽到學生決定罷課的消息，就把「明天全體複課，明天就立刻可以放人」的交換條件提交給大學校長。5月6日當晚十點，蔡元培緊急召集北京各大學校長，在他的辦公室接見學生代表。羅家倫回憶：學生代表都說「昨天才決議罷課，明天便要複課，乃是辦不到的，我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唯一贊同這個妥協的是羅家倫：「現在如果盡讓同學們關在裡面，也不成事，況且我們這一次有放火及毆傷等重大情節（當時章宗祥還沒脫離危險，有兩天沒有大小便，醫生說他命在旦夕了），適巧政府又捉去我們幾個人，用這幾個人去抵命，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羅家倫向校長們確認妥協交易的可靠性，校長們說：「我們可以以生命人格為擔保。」還告訴學生代表，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也曾發誓過『如果複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你們終身的兒子』」。於是，羅家倫說：「我以為既然如此，我們就複課好了。」其餘學生領袖都反對，可是既然羅家倫說出來了，他們居然也都勉強照辦，可見二十二歲的羅家倫在學生中也確是有威望的領袖。第二天北京各大學先後複課，「到了十點鐘，全部被捕同學從警察所送回學校來，大家都列隊在門口迎接，當時那種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於離亂巨劫以後相遇時之同樣感覺」。
過去我們更多看到蔡元培救援學生一節，現在下文已經漸漸為人熟知：學生出獄，蔡元培就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