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一樣，我很喜歡看傳記和回憶錄。我覺得這一類作品要想寫得好，首要的條件是平實。平實就是落點比較低，也注重記錄事實——真實發生的事情、真實有過的想法。這樣的作品在經過時間的淘洗之後，今天再回過頭來細察和品味，除了能看到當年真實的記錄外，還能產生回看歷史和人生的滄桑感。
好的傳記和回憶錄作品，其實也是珍貴的民間歷史記錄。讀歷史書的時候，我們多半會發現，歷史常常從尋常人的頭頂越過，百姓的真實生活很難真正進入歷史學家的視線。
歷史學家注重記錄的大多是上層政治的演變、精英思想的走向，史書中有的是改朝換代的跌宕起伏和圍繞宮廷的陰謀詭計，卻往往找不到微小個人是如何被歷史浪潮所推動的記錄，也找不到對歷史事件是如何影響了我們的柴米油鹽、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路徑，甚至左右了我們喜怒哀樂的記錄。我想說的是：大歷史的走向，實際上規定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而我們這些平常人聚合起來，就是整個「社會」，這個由我們自己組成的社會歷史，尤其是它的細節，卻常常被忘記、被埋入塵埃，然後就煙消雲散了。
最近，由於偶然的機遇，認識了一位在美國從事醫學研究的鄭白蒂女士，她給我寄來了一本她父親的傳記。傳記的傳主鄭集，是中國營養學的開創者、一位超過百歲的老人。這本傳記寫於1992年，看得出來，傳記作者對書中涉及的某些歷史環節，落筆非常小心，也許還有一些避諱，可是仍然樸實地記錄了一個貫穿世紀的百年人生，以及歷史對一個人的影響。
鄭集（原名鄭興義）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出生在長江北岸四川南溪縣劉家場白鱔堡。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懂事的少年，因此他清晰地記得這場歷史變故如何改變了他的家庭。
鄭集家裡的人口不算少，三代同堂，父母除了奉養長輩，還要養活五個孩子。鄭集的父親鄭大武（字品三）勤勞能幹，除了務農，還是個走鄉串村的貨郎。他一點點地積攢家業，是一個對創業充滿夢想也期待兒子承繼這個夢想的人。可是，辛亥革命卻改變了一個壯年貨郎的生活。傳記中說：「鄭品三『望子從商』的如意算盤，被不久以後發生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徹底地打亂。甚至還動搖了他長時期形成的一種經商興家、改換門庭的信念與追求。」
「公元1911年的辛亥革命，經過黃花崗之役、武昌起義，終於推翻了滿清王朝二百六十七年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傳記作家確認，這無疑是重大的歷史進步，它「結束了在華夏大地綿亘了近五千年之久的封建社會」。在一般歷史書中，這段歷史常常也就是這樣點到為止了。可是，傳記是個人命運的記錄，所以在這裡就有更為豐富的補充：「這一巨大的震蕩也迅速波及到川南的廣大農村。當時一些不逞之徒，趁著改朝換代的混亂局面，到處興風作浪，為非作歹，以致盜賊蜂起，打家劫舍，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鄭品三近十幾年走鄉串村挑貨郎擔，苦苦經營積攢起來的一點家產和一個布匹雜貨攤，也幾遭土匪洗劫。一個當時尚算殷實的農商兼營戶，在頃刻之間便傾家蕩產，連日常生活也受到了威脅。不得已，鄭品三隻得於辛亥年年底先把興義送到離高河壩三十多里路的南溪縣城，就讀於城內徐子俊老秀才的私塾館。」
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很久，「直到第三年春上，鄉下依然盜匪猖獗，秩序混亂。父親在高河壩實在住不下去了，這才帶著興義的祖母、七弟興龍逃難到南溪縣城。母親和四哥四嫂仍留在鄉下，繼續種著十幾畝地，養著四五頭豬」。「父親先在大姐家落腳，後來租了兩間平房。幾經土匪歹徒的洗劫，鄭品三失去的絕不僅僅是他的家產錢財，更重要的是，他的經商興家、改換門庭的精神支柱被摧毀了。」
童年時代的鄭集聰慧頑皮，對父親期待他承繼的經商興家大業毫無興趣，為此父子有不少衝突。在辛亥革命兩年多以後，由於鄉間的社會秩序被徹底破壞，短期內看不到恢複的可能，父親終於對「勤勞致富」絕望了。一個晚上，父親對興義說，他不再逼他做生意了。年幼的鄭集，終於卸下父親對他選擇前程給予的壓力，但他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眼前的父親，「一個多麼精明能幹、逞強好勝的漢子突然變得衰老起來」。父親走後，他痛哭失聲。
鄉間的混亂至少持續了六年。因為在鄭集的傳記中有這樣的記載：1916年，他十六歲的時候，因肺結核從縣城休學回到鄉下母親身邊；一年後的1917年夏天，「十幾個匪徒明火執仗地闖進興義家，翻箱倒櫃地洗劫，還把母親綁在客堂的柱子上，口口聲聲逼母親交出『小財神鄭興義』來」。「匪徒在村裡折騰了一個多時辰，才在陣陣雷聲雨聲中呼嘯而去」。那時的鄭集只是一個高小學生，卻被看作是「小財神」，這是因為鄭家雖然已經破敗，但仍然被看作是一個「富戶」，鄭集被看作是一個綁票敲詐的好對象。
連這樣一個鄉間小商販的「事業」都無法存活下去，當時這場社會變故對川南鄉村的巨大影響可見一斑。根據《鄭集傳》的記錄，這樣的變故基本是發生在鄉村，還沒有波及到縣城。
我之所以對《鄭集傳》記錄的這段歷史感興趣，是因為早些時候我在另一本自傳回憶錄中，也看到過類似記錄。這本自傳的作者鄭超麟比鄭集小十個月，出生在1901年的福建省漳平縣。相對於封閉山區的川南，漳平是個「開放地區」了。漳平縣城早就有了天主堂，神甫安斌琅來自西班牙。
鄭超麟是托洛茨基派早年在中國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回憶幾乎時時處處不忘他的一套理論，不斷要作階級分析，他回憶錄的一個小標題是：「匪亂」是農民反抗運動的一種方式。
我對理論一向不大有興趣，感興趣的是鄭超麟在自傳中真實描繪的社會歷史細節。例如，辛亥革命發生以後，漳平鄉間如何？漳平最大的民亂是在太平天國時期，而辛亥革命之後，那裡並沒有馬上出現混亂局面，混亂是在四五年之後開始的。縣城周圍的「和睦里（即今新橋）有個農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團結了周圍的農民，不知怎樣搞到幾條槍，便拒絕交納錢糧，進而拒絕衙門派來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衛一兩個鄉村，後來幾乎整個和睦里都在縣政權統治之外了。那時的知事是湖北黃陂人鄧炳，前清秀才，很能幹，是福建督軍李厚基任命的，穿的雖是長袍馬褂，但威風不減於七品知縣。他派了兩個差役去辦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請來了一隊兵去進剿，自己坐轎子督戰，兵打了敗仗，自己駐在一個路亭內，幾乎被俘」。「林智山一度在寧洋縣衙門發號施令，一個漳平人謝信友做他的秘書，聽他使喚」，這個謝信友是鄭超麟父親的「同案秀才」。
「林智山站住了腳，於是別的人起來仿效。他們都有錢，有隊伍」，「匪區逐漸擴大，從和睦里擴大到感化里，甚至擴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區及附近各鄉）離城不遠的幾個鄉村」。「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綁票勒贖，我未聽說，但近城鄉村的『土匪』則是打家劫舍，綁票勒贖的」，也就是說，漳平和川南一樣，也開始了混亂。
最有意思的是鄭超麟描繪的這種變化的過程：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階段沒有立即混亂，是因為官府構架基本沒有大動，只是改了稱謂。「辛亥革命後，為了表示和專制朝代有所區別，便改變官制稱謂，『總督』改為『都督』，『知縣』改為『知事』」，漸漸地，「縣府二級撤銷了」，變革在繼續，開始實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縣官，打破了幾百年『迴避省籍』的禁忌……各縣紳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讀法政學校的學生紛紛活動出來做官」。鄭超麟還記得：「廢除『迴避省籍』的禁令，比改變縣官稱謂，更引人注意。」
變化的後果在漸漸顯露出來，「辛亥」後的「第一位『知事』姓盧，是本省永定縣人」，「老百姓起初還是把盧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縣太爺）一樣，但漸漸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實質性的變化開始起作用了」。「『老爹』背後沒有了皇帝，畢竟減損了威風。以前人們怕『老爹』，不敢滯納錢糧，不敢反抗苛政，並非害怕衙里那幾個『親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現在，這個客家人，住家離我們不遠，來我們縣裡做官，又沒有皇帝撐腰，我們怕他什麼？於是城裡的流氓膽子大起來了。」「盧知事在縣衙門裡也失去威風了。糧房收了錢糧不及時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幾遍，才交上去，有時只交一部分。文書房的職員，要求加薪，不遂則罷工。」私鹽也管不住了，「在城裡大街上公開出賣。最盛時，中水門街上兩邊都是私鹽」。
盧知事想整頓，抓了幾個私鹽販子，「在四知堂過堂。剛審問幾句，被捉的鹽販子就在堂上鬧起來。為首的一個三十多歲，身強力壯的人，我認識此人，家住楊家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賭場，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帶著其餘的鹽販子向公案衝去，親兵和差役制止不住。盧知事見形勢不好，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