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妍
熱衷社會文化批評並對婦運抱同樣熱忱的龍應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轟動。龍女士以台灣女人的身份和在歐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閱歷，在一篇題為《啊，上海男人！》的錦繡文章里，不無驚喜地發現：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的稀有品種」。龍女士盛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
龍女士之作如是觀，是在於長年來，她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生活，看到她們每一步的邁出都連帶了痛苦的掙扎。她以為，在這個當口，「上海的男女關係為我們開拓了新的視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卻並不那麼「海闊天空」、「溫柔坦蕩」，面對龍女士的讚譽，上海男人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龍捲風」刮上門來了！
上海男人並不「受寵若驚」，也不「知遇圖報」，反倒有些「恩將仇報」的意思。他們寧願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們說：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普遍，而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如男人下廚，「與女子是否佔有家庭乃至社會的話語權」，「是兩回事」。他們很不屑「稀有品種」——哪怕是「世界級」的——或「男女平權先鋒」等等的桂冠和讚譽。本來，龍女士在感嘆上海男人的「溫柔坦蕩」和「稀有」的同時，對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懷了由衷的關懷顧惜的，或者按龍女士更明確深刻的表達，她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龍女士之如是想，是因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務，「溫柔、坦蕩」進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話來說就是嚴重的「妻管嚴」。龍女士的本意是要說：「妻管嚴」雖無關主義或原則，但如果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是曲解了婦女解放。龍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過了頭！
龍女士的想法當然不無正確處，但她的擔憂卻幾乎是多餘的。關於「妻管嚴」，最有發言權的應當還是上海男人，不如來聽聽他們的說法：「……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面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以上及以下有關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龍女士當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關係其實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謂的精英圈裡，碰來碰去都是男人，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裡，凡此等等）。但她從上海男子的「溫柔坦蕩」和大陸、上海女人的「抬頭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變化，甚至看出了「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隱患——想不到這次卻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懼內」是花招，是技巧，是風度。又如龍女士說：「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森森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務，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溫柔坦蕩」的緣故，或上海的風俗就是比別處平等、開放而使然。當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這地方講現實，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一如他們「務實」地心知肚明的，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大好說了！
龍女士曾說，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只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麼，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現在，龍女士知道上海這個城市的特質了嗎？或者說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嗎？「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失敗。」他可洗衣服，可以做家務，可以比別地的男子「溫柔坦蕩」……然而，他不可以被你這樣說——換句話說，這一切，你不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尤其是說他「受虐」，還是被女子——別的「虐」猶可受，女子的「虐」則萬萬不能受！因他終究是男人，是中國的男人。儘管是不可多得地「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彎豆芽」。在這一種「男人的氣概」上，上海的男人從來是一點不比別地的男人差的。
這裡，龍女士的另一個解說或許也是應當記取的：說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說中國人勤奮，義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龍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這座城市裡，「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們，或龍女士稍稍地移動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聽到的或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男性雄風」的「流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