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面對面見到我的大陸讀者，是在一個北京派出所裡頭。湖南來的哥哥讓人騙走了錢，我到派出所去為他說明，發現警察正看著《野火集》。一個面貌清秀的年輕警察，問我：「自由太多了，社會不亂嗎？」
第二次，是在從湘西駛往長沙的軟卧車廂里。文質彬彬的年輕乘客告訴我他們當年在大學裡傳閱《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極了，對我的大陸讀者。他們是誰？
台灣讀者，我當然熟悉得很。一次新書發表會就可以告訴我：他們大約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在學大學生居多數，但是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記者、法官，各行各業都有。女性多於男性，然而六十歲以上、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沒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釋這個讀者群結構。讀者教育水平偏高，是因為書的知識性格。女性多於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已經就業的女讀者，稍超過相對的男讀者，大約是因為，在台灣的社會形態中，男性一旦離開學校就進入所謂事業的戰場，不再有看書的時間；女性的「戰場」意識較淡，即使就業，卻仍注重個人內在的發展。台灣的出版人也知道，買書的多是女性。
為什麼老先生讀者不少，老太太卻不見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讀者常來信和我談國家大事，老太太或許因為是上一代的女性，讀書的習慣和興趣與我所關心的題目沒有交集。
但是我認識我的台灣讀者。他們在中學裡背誦過「青年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忠勇為愛國之本……他們在大學裡朗誦過《詩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春日遲遲，采蘩祁祁……」他們早上在巷口買套燒餅油條當早點，晚上也許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們對台北這個城市既厭惡又深愛不舍，他們對政治既樂觀又批評不已。他們在知識和觀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義、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解構和後解構主義。在生活的實踐中，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自己的腳步印在傳統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們在茶館裡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書店裡瀏覽；在小心翼翼地過馬路，牽著孩子的手；在計程車裡聽司機破口大罵政治人物；在機場，提著簡便的行李……是的，我認識他們，就像一起長大的街坊鄰居一樣。
但是我的大陸讀者是誰呢？
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了我一個機會。5月1日的簽名會上，我終於見到了我想見的人。
隊伍太長，對每一個讀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覺攝進印象里，然後問他的職業。讀者顯然也知道我們見面之不易，有人從南京、無錫乘火車趕來，有人帶了禮物：一首詩、一副對聯、郵票、卡片、裝飾品……一個年輕人說：「讀了你的《我不站著等》——」
他停頓一下，繼續說，「覺得很慚愧，但是想告訴你，大陸人不都這樣的。」
我說：「我知道。」
他彎身去摸索一個塑膠袋子，取出一束鮮花，遞給我：「早上擠公共汽車，就怕把花給擠壞了……」
我接過花，輕嗅花的香氣。電視台的錄像記者正拍著別處，急急趕了過來，對年輕人說：「請你把花拿過來，再獻一次好嗎？」
年輕人斷然拒絕：「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沒有第二次。」
我仍舊捧著鮮花，看著他走開的背影。
兩個半小時之後，我終於也認識了一個輪廓：我的大陸讀者，是十七歲到七十歲之間的人，高中大學程度以上。大中學生居半數，但社會中的老師、工程師、幹部、圖書館員，各行各業都有。白髮蒼蒼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卻幾乎不見。
和台灣不同的是，讀者中有好些個所謂「藍領階級」：工廠工人、廚師、司機。最奇特的是，男性多於女性。
為什麼？我求教於上海朋友，為什麼在這裡男讀者遠超過女讀者？上海朋友半詼諧半正經地說：「大概因為台灣還是一個文化比較傳統的社會，男人是主導的、強悍的，而大陸的男人已經沒有那種優勢，比較柔弱。你的文字，對不起，是比較陽剛的，所以比較吸引男性讀者吧！」
我很懷疑他的分析，但是，誰能給我更好的答案？
在華燈初上的外灘，我看見情侶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臉上有恬然遺世的神情。擁擠的公共汽車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見被生活折舊了的臉孔貼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飯店前有西裝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場里有捧著大碗吃飯的女人。城隍廟前有人依著畫廊雕柱對鏡頭做出粲然笑臉。
我還是不認識我的讀者。他們經過了什麼又看見了什麼？他們害怕著什麼又追求著什麼？他們有什麼樣的幻滅又有什麼樣的夢想？不曾和他們一起成長，我無從想像他們生活里的點點滴滴。可是在那長長的隊伍前端，我們曾經深深地對望；回想那對望的一刻，或許我們竟是熟識的。寫作者在孤獨中寫作，讀書人在孤獨中閱讀，那孤獨其實是種種情懷的交會。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將不同世界的人牽引在一起，是因為不管他們經過了什麼看見了什麼，在心的最深處，他們有一樣的害怕與追求、相似的幻滅與夢想，午夜低回時有一樣的嘆息。
我們畢竟在同一條歷史的長廊里，或前或後；鮮花釋出清香，像絲帶繚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