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書店明亮華麗，紙張昂貴、設計精緻的書映眼滿坑滿谷，有點排山倒海的架勢。新書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經被下一波更新的書淹上來，覆沒，不見了。隔天的舊報紙還可以拿去包市場里的鹹魚，書，連被賣掉的機會還沒有就已被卸下、遺忘。那被賣掉的書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拋掉，下一餐速食又來了。
每次跨進那明亮華麗的書店，就難免自疑：我寫書，在這20世紀末的時空里，究竟有什麼意義？
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什麼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釣魚、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藝術。但是如果把我當做20世紀末中華文化里的一個小小的典型，這些文字也許在有意無意間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焦慮。
焦慮，意味著面對問題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種苦悶；苦悶促動書寫，書寫成為一種邀請，邀請有同樣焦慮的讀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對的問題往往出發自「我是什麼」的自覺。
毫無選擇地，我是中華文化的兒女。當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視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國被滅亡的古迹，我必須聯想，是的，大約在同一時候，我們的春秋時代開始。當我讀歐洲史，知道1850年前後維也納革命、米蘭暴動、俄軍鎮壓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時的兩廣正鬧著大饑荒、上海市民攻擊傳教士、洪秀全正邁向廣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來不是一張白紙；在我心智的版圖上早就浮印著中國的輪廓。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卻總是以這心中的輪廓去面對世界，正確地說，應該是西方世界。怎麼叫「面對」呢？面對不言而喻隱含著對抗的意思。一個歐洲人，絕對不會說，他一生下來就「面對」東方文化，因為他的文化兩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來只有自我意識，沒有對抗意識。而我的中國輪廓上卻無時無刻不浮現著西方文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參差不齊，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蘭克福與布拉格、維也納與斯德哥爾摩之間來來去去，一方面質疑我原有的輪廓，一方面想擺脫那西方投影的籠罩。走到20世紀末，回首看見許多前人焦慮的身影：嚴復、康有為、胡適之、蔣夢麟……這條路，我們還沒走出去。
毫無選擇地，我是個台灣人。許多其他社會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變，台灣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經驗，從獨裁到民主，從貧窮到富裕，還有因為太過急速而照顧不及的人生品質的鄙劣……我們這一代人因此對時代的變動、歷史的推演有身受的敏感。而身為台灣人，所謂時代和歷史又脫離不了他必須「面對」的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
我生下來，就不是一張白紙，紙上浮印著中原文化的輪廓。我以這個既有的輪廓去體驗自己生長的台灣，逐漸發覺其間參差不齊、格格不入的銜接處。從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對中原文化的一廂情願，到民主時期對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對台灣本土的重新認識，以至於對「重新認識台灣」這個過程的戒慎恐懼，我無非在一貫地尋找一條不落意識形態窠臼的新路；我在對抗舊的成見。
毫無選擇地，我是個女人。生下來便不是白紙，紙上浮印著千年刻就的男權價值體系。女人是溫順柔和、謙讓抑己的，男人是剛強勇敢、積極進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須倚賴他身後一個犧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輔助性的女人。帶著這樣一個先天印下的輪廓，我開始體驗自己的人生，然後大驚失色地發覺：那格格不入之處遠遠地超過任何東西文化之爭、任何大陸台灣之隔！社會，不管東方或西方，對女性的有形和無形的壓抑帶給我最切身的感受。
於是原來純屬抽象理念之辯的什麼自由、人權、公平等等，突然變成和包子饅頭一樣萬分具體的生活實踐。我的「命」比蘇青、張愛玲要好，生在一個原有價值系統已經相當鬆動的時代，但是相對地，我對於屬於女性的人權、公平的要求也遠比前輩高。面對男權社會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對抗的思索。
最後，毫無選擇地，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麼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對世界有著超出尋常的好奇；因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觀照世界的種種，這種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對人和事又懷著極大的熱情，熱情使我對人世的山濃谷艷愛戀流連。別人的流連也許以華麗的辭藻托出，我卻喜歡簡單，總想讓自己的文字如連根拔起的草，草根上黏沾濕潤的泥土。作為我自己，我什麼也不想面對，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於我必有的偏執與愚鈍，那就要讀者自己警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