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沒指望真的有人提出要買；此前，是癲狂而非希望全權掌控著他的行為舉止；這時，他過了許久才明白，人家不是在捉弄自己。他重複道：「我的一切。」癲狂猶如瘡疤脫落，余留的就是羞恥感。
「別開他的玩笑。」勒諾特說。
「我沒開玩笑。我告訴你，我要買。」
長時間的沉默，彷彿沒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一個人要如何將自己擁有的一切拱手讓出呢？他們打量著夏瓦爾，彷彿期待他掏空衣服口袋。夏瓦爾說：「你會頂替我的位置？」
「我會頂替你的位置。」
克洛夫不耐煩地說：「那他的錢還有什麼用處呢？」
「我可以立遺囑，不是嗎？」
弗瓦曾將未點燃的香煙從嘴裡驟然抽出，猛地碾在地上。他大叫道：「所有這些鬧騰我都討厭。為什麼就不能順其自然呢？勒諾特和我，我們買不回自己的性命。為什麼他就可以？」
勒諾特說：「冷靜點，弗瓦曾先生。」
「這不公平。」弗瓦曾說。
顯然，獄中大多數人都和弗瓦曾有同感，他們曾耐心地看待夏瓦爾的歇斯底里——赴死畢竟不是開玩笑的，你不能指望一個紳士表現得與其他人相若。階級就是一切，或許你稍為厚道點兒地歸結起來便是如此，但眼下的這件事卻不一樣。正如弗瓦曾所說：這不公平。唯有勒諾特處之泰然：他一生從商，他曾冷眼旁觀，許多生意做到最後，勝出者並非最出色的人。
詹弗耶打斷了話茬。「公平？」他說，「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怎麼就不公平了？只要你們敢做，你們都能成為有錢人，可你們又沒這個膽量。我發現自己的機會來了，就抓住了它。要說公平，這當然公平。我死時會是個有錢人，誰要是覺得不公平就見鬼去吧。」他咳嗽時再次發出鍋里翻炒豌豆的聲響。他把所有的反對意見都壓下去了：他的做派已然像是佔有了半個世界的人。其他囚犯的評判標準亦如沉重的砝碼在天平上變動著——曾經富有的那個人，已有一隻腳跨進了他們的行列，而詹弗耶已在財富的朦朧霧團的籠罩下昏了頭。他厲聲命令道：「過來。坐在這兒。」夏瓦爾順從了，但交易成功引起的恥辱讓他走起路來有些佝僂。
「既然，」詹弗耶說，「你是律師，那就得由你按照正規格式來草擬一份財產清單了。總共有多少錢？」
「三十萬法郎吧。我沒法跟你說得那麼精確。」
「那麼，你剛才提到的這個地方呢？聖·讓。」
「六英畝地，還有一幢房子。」
「完全保有地產權嗎？」
「對。」
「你住在巴黎的什麼地方？你在那兒有房子嗎？」
「只是個租住的公寓。我沒有產權。」
「傢具呢？」
「沒有——只有書。」
「坐下，」詹弗耶說，「你來幫我寫——怎麼說來著？——一份贈予契約。」
「好。但我需要紙。」
「你可以用我的便簽簿。」勒諾特說。
夏瓦爾在詹弗耶身旁坐下，開始寫道：「本人是讓·路易·夏瓦爾，律師，住址是巴黎米洛美斯涅大街119號，以及布里納克的聖·讓……我在……賬戶中的全部股票份額和現金……全部傢具、動產……位於布里納克聖·讓的完全保有地產權的財產……」他說：「需要兩位見證人。」勒諾特出於習慣當即提議由自己做見證，他走上前的架勢，恰如他的老闆搖鈴喊他進去，而他則像是從外間辦公室走過來。
「你就算了，」詹弗耶粗魯地說，「我想要活人做見證。」
「您或許願意？」夏瓦爾謙卑地詢問市長，彷彿他自己是個小職員。
「這份文件非常古怪，」市長說，「我不知道，處於我這種地位的人，是否可以簽署……」
「那我來吧，」皮埃爾說著就大筆一揮，在夏瓦爾的簽名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市長說：「最好找個可靠的人。那個人只要有酒喝，什麼都會簽的。」他將自己的簽名擠在了皮埃爾簽字上方的空白處。當他俯下身時，他們能聽到他口袋裡的大懷錶嘀嘀嗒嗒地響著，一點點地蠶食掉天黑前的短暫時間。
「好了，現在是遺囑，」詹弗耶說，「你寫下來——我擁有的全部財產將留給我的母親和妹妹每人一半。」
夏瓦爾說：「那簡單，只需要幾行就好了。」
「不，不行，」詹弗耶說，「還要再列出來……銀行里的股票份額和現金，以及完全保有地產權的財產……她們會需要一些東西，好去向我家的鄰居們證明我是個怎樣的人。」遺囑完成後，克洛夫和菜販子簽了字。「你來保管這些文件吧，」詹弗耶對市長說，「德國人處決我以後，可能會讓你將它們寄出去。不然的話，你就得一直保管到戰爭結束了……」他咳嗽起來，於是帶著倦意往牆上一靠。他說：「我有錢了。我就知道，我會成為有錢人。」
光線逐漸從牢房裡消退了；它猶如一匹地毯似的從牢房一側卷到另一側。暮色掩蓋了詹弗耶，而坐在弗瓦曾身旁的那個職員，仍可以藉助足夠的光亮繼續寫著。一種肅穆的平靜降臨，歇斯底里的發作已經終結，再沒什麼可說的了。懷錶與鬧鐘步調不一地向夜晚挺進，詹弗耶不時咳嗽著。當暮色已深，詹弗耶喚道：「夏瓦爾。」彷彿他在召喚一個僕人，而夏瓦爾也順從了。詹弗耶說：「跟我說說我的房子。」
「出了村子大概兩英里。」
「有幾間屋子？」
「有起居室、我的書房、大客廳、五間卧室、我的公務會客室，當然，還有浴室、廚房……還有傭人的房間。」
「給我講講廚房吧。」
「我對廚房了解得不多。它很大，石板地面。我的管家倒是一直挺滿意。」
「現在她人呢？」
「現在那兒沒人了。戰爭一開始，我就把房子鎖了起來。我算是幸運的。德國人從沒發現過它。」
「那園子呢？」
「草坪上有一個小的露台，地上是斜坡，你能一直看到河水，還有更遠處的聖·讓……」
「你種了很多蔬菜嗎？」
「對，還有果樹：蘋果、李子、核桃，還有一座玻璃溫室，」他對詹弗耶繼續說著，也彷彿在自言自語，「你進入園子時，是看不到房子的。有一扇木門，還有一條蜿蜒的石子路，道旁是大樹和灌木。轉眼間，小路就通到了露台前，然後分為兩岔：左邊那條路拐向傭人的住處，右邊通往正門。我母親從前就在那裡看是否來了她不願見的訪客。沒有客人能逃得過她的眼睛。我祖父年輕的時候，也曾恰如我母親那樣盯著……」
「這房子有多少年頭了？」詹弗耶打斷了他。
「有兩百二十三年了。」夏瓦爾回答。
「太老了，」詹弗耶說，「我本想要個摩登點兒的。老太太有風濕病。」
黑暗早已裹住了他們兩人，現在，最後一線光亮也從牢房的天花板上划過去了。人們自動入眠了。枕頭像小孩子似的被抖落、被拍打、被擁抱。哲人們說，過去、現在和將來是同時共存的。在如此沉重的黑暗中，許多過往必然會活躍起來：一輛卡車駛入了蒙帕爾納斯大道；一個姑娘噘起嘴來接受親吻；市政會選舉出一位市長；對於那三個前途如誕生一般無可改變的人而言，他們心裡想的是那條五十碼長的煤渣小路，還有一面碎裂坑窪的磚牆。
在夏瓦爾看來，自己的歇斯底里現在已經過去，而那條區區小路，卻終究比自己雙腳已踏上的這條昏暗的漫漫長路更令人無限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