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下午三點（鬧鐘時間），一位軍官走進牢房。數周以來，這是他們見過的第一位軍官，此人年紀很輕，經驗不足，甚至連被他颳得過狠的左上側髭鬚的形態都暴露了這一點。他仿若一個學童首度走上領獎台那般拘謹，講話也很唐突，意在讓人以為他擁有一種實際並不具備的力量。他說：「昨晚，鎮上發生謀殺案。死者有政府軍的副官，一位中士和一個騎單車的姑娘。」他補充道，「對那姑娘，我們無話可說。我們容許法國男人殺死法國娘們兒。」顯然，他事前對這番演說經過深思熟慮，但諷刺得過了頭，說出來跟業餘演員的表現一樣。整個場面就如拙劣的偽裝般不真實。他又說：「你們清楚自己在這兒是幹什麼的，過得舒坦，口糧充足，而與此同時，我們的人卻在幹活，在打仗。那麼現在，你們必須付旅店的房費了。可別怪我們。怪你們那幫殺人犯吧。我接到命令，在這個集中營里，每十人中槍斃一個。你們總共有多少人？」他厲聲喝道，「報數！」犯人們神情陰鬱地遵命：「……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們明白，他不數也知道結果。這只不過是他拙劣表演中不肯被犧牲掉的一句台詞。他說：「那麼，你們的配額就是三個人。我們不管是哪三個。你們自己選吧。葬禮明早七點開始。」
這番裝模作樣之後，他們能聽到他刺耳的腳步聲在瀝青路上漸漸遠去。夏瓦爾琢磨了一下哪個音節是被刻意表演出來的——「晚上」、「姑娘」、「除了」，或許是「三十」，但是「人質」這個詞肯定在內。
眾人緘默許久；之後，一個名叫克洛夫的阿爾薩斯人開了口：「怎麼，咱們還得自告奮勇嗎？」
「廢話，」一個戴夾鼻眼睛、年長而瘦削的職員說，「沒人會自告奮勇。咱們得抓鬮。」他又補充道，「除非大家認為應該按年齡排序——最大的排第一。」
「不，不行，」另一個人說，「這不公平。」
「這是自然之道。」
「連自然之道都算不上，」又有個人說，「我有個小孩，她五歲時就死了……」
「我們必須抓鬮，」市長口氣堅決，「只有這樣才公平。」他坐在那兒，雙手仍按在腹部掩藏他的表，但整個牢房分明都聽得見它硬生生的嘀嗒聲。他又說：「未婚的來抓鬮。結了婚的不該算在內。他們擔負著責任……」
「哈，哈！」皮埃爾說，「我們可看透了。結了婚的為什麼就能逃掉？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你，想必結婚了吧？」
「我沒有妻子了，」市長說，「我現在是單身。那你……」
「結婚了。」皮埃爾說。
市長開始解懷錶，他得知自己的對手可以安然置身事外，似乎證實了他的信念：自己作為擁有時間的人，註定將成為下一個受難者。他的視線從一張張臉上掃過，最終選擇了夏瓦爾——或許是因為只有他穿著馬甲，正適合承接懷錶。他說：「夏瓦爾先生，我想讓你替我拿著這塊表，假如我……」
「你最好找別人，」夏瓦爾說，「我沒結婚。」
年長的職員又開口了。他說：「我是結了婚的。我有發言權。這事咱們從一開始就錯了。每個人都得抓鬮。這可不是咱們最後一次抓鬮，你們想想看吧，如果咱們這個牢里出現一個特權階級——有人一直活到最後，那會是個什麼局面呢。你們當中餘下的人很快就會開始記恨我們，我們感受不到你們的恐懼……」
「他說得對。」皮埃爾說。
市長復又系好懷錶。「隨你們的便，」他說，「可如果收稅時也這樣的話……」他做了個絕望的手勢。
「咱們怎麼抓？」克洛夫問。
夏瓦爾說：「最快的方法是從一隻鞋裡抽出帶標記的紙簽……」
克洛夫輕蔑地說：「幹嗎要最快的方法？對我們有的人來說，這將是最後一次賭博。我們至少也得享受過程。我提議拋硬幣。」
「這行不通，」職員說，「拋硬幣機會不均等。」
「唯一的方法就是抓鬮。」市長說。
職員犧牲掉了一封家書來準備紙簽。他將家信迅速地讀了最後一遍，接著將它撕成三十塊碎片。他用鉛筆在三片紙簽上打了個叉，然後將每個紙片折起來。
「克洛夫的鞋最大。」他說。他們在地上把紙簽打亂了，隨後將它們放進鞋裡。
「咱們按字母順序抓。」市長說。
「從Z開始。」夏瓦爾說。他的安全感動搖了。他撕著嘴唇上的一塊干皮，迫切地想要喝一杯。
「就按你說的，」卡車司機說，「有人比弗瓦曾 靠後嗎？那我抓啦。」他把手插進鞋裡，仔細翻找了幾遍，彷彿他心裡想著某個特定的紙片。他抽出一個，打開來，震驚地盯著它看。他說：「就是它了。」他坐了下來，摸索出一支香煙，但當他叼上煙以後，卻忘了點火。
夏瓦爾心中充斥著莫大的喜悅，喜悅之中摻雜著羞慚。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經得救了——二十九個人要抽，而只剩兩張帶記號的紙簽。概率突然間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傾斜了，從十比一到十四比一。菜販子已經抽了簽，漫不經心且不露喜色地示意他沒中籤。實際上，抓鬮甫一開始，任何喜形於色都是禁忌：你不能流露出絲毫鬆快的跡象來嘲弄被宣判死刑的人。
一種隱約的不安——尚不能稱其為恐懼——再次籠罩在夏瓦爾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在收緊似的。他發現自己在第六個人抽出空白紙簽時打了個哈欠，當第十個人——那個號稱「詹弗耶」的傢伙——抽完之後，一種悲痛而憤懣的感覺啃噬著他的心，概率又跟剛開始抓鬮時一樣了。有的人會抽手指最先碰到的紙簽；另一些人似乎懷疑命運正企圖將某個特定的紙簽強加於己，於是當他們從鞋裡稍稍捏起一個紙簽，隨即又將它放回去，另選一個。時間過得出奇的慢，那個名叫弗瓦曾的人倚牆坐著，嘴裡叼著未點火的煙，對其他人漠不關心。
當年長的職員——他的名字叫勒諾特——抽到第二個死簽時，幾率已降到八分之一了。他清了清喉嚨，戴上夾鼻眼鏡，彷彿他必須確認自己沒弄錯似的。「啊，弗瓦曾先生，」他帶著一絲游移不定的淺笑說，「我可以跟你一起嗎？」這一次，夏瓦爾沒覺得歡喜，儘管那難以捉摸的概率變為十五比一，再次對他極為有利了。他被尋常人的勇氣嚇住了。他希望這整件事儘快了結，它就像一場持續過久的紙牌遊戲，他只寄望於有人走開，解散牌桌。勒諾特挨著弗瓦曾，靠牆坐下來，他翻到紙簽背面，那上面有一小片字跡。
「你妻子？」弗瓦曾問。
「我女兒，」勒諾特說，「失陪了。」他走向自己的鋪蓋捲兒，抽出一個便簽簿。接著，他坐到弗瓦曾身旁，開始從容不迫地認真寫起來，字跡纖細可辨。概率恢複到十比一。
從那一刻起，中籤的概率似乎以一種在劫難逃的可怕氣勢向夏瓦爾逼近：九比一、八比一……它們猶如指向他的手指。剩下的人們越抓越快，也愈加不用心了。在夏瓦爾看來，他們之間有心靈感應——知道他就是那個人。輪到他時只剩下三個簽了，對夏瓦爾而言，只留給自己這麼一丁點兒選擇，簡直是不公平之極。他從鞋裡抽出一個，接著便確鑿地感到他的獄友們就想讓他拿這一簽，這必是用鉛筆打上了叉的，於是他將它扔回去，飛快地抓起另一個。
「你偷看了，律師。」餘下兩人中的一個大叫著，但另一個人的話使他閉上了嘴。
「他沒看。現在他拿的才是帶記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