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案頭擺著一本發黃了的舊書，是我前幾天整理書架的時候翻出來的，名字叫做《新名詞綜合大辭典》，上海大地書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訂再版。看著它灰頭土臉的樣子，估計是出身十幾年前的舊書攤。
那個時候賣舊書的人非常可愛，凡是舊書一律在原價上打折，趕上運氣好還能碰上論堆甩賣的，弄上一紙箱也就十來塊錢。那是我淘書的黃金時代，這書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擠進上我的書架的，當初買它的時候，估計準是論堆來的，所以沒想過會有什麼用，再翻出來的時候差點沒給丟到廢紙簍里去。幾乎在那要扔不扔的一瞬間，我瞥見了「新名詞」三個字，這麼舊的書，居然講的是新名詞？
不管社會進步還是倒退，時光總是在向前流逝，隔幾年就會有新名詞湧現，跟改朝換代似乎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漢朝初年說的其實還是秦末的話，大唐開國吐的也還是上一朝的舊詞。明清更替，人們不過收斂了幾個關於「狄夷」的辭彙。民國成立，也就是皇帝變總統，提督變司令，當時的報紙曾經興奮地嚷道：「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片卡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1912年3月20日《申報》）漫說這邊興了那邊是否真的滅了，就是真的新的滅了舊的，也不盡全與政治有關。但是，新中國的建立卻不一樣，因為它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時代。隨著全國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個個組織中去，可能在家裡還可以開你的老腔，可在會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幾個新詞，不然，就意味著你落後了。話語的轉換，以政治為中心在轉，等到日常的說話也摻進了新名詞時，我們可以說整個社會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說，一場話語轉換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認識的人一樣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況連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職業叫做「參加革命」或者「參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幹所在都叫「單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學習」，你要「靠攏組織」，交「思想彙報」，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農民不會新詞是可以原諒的，到七十年代，村裡的支書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解為「大夥批你一頓，我再批你一頓」的還大有人在，可是城裡的知識分子就麻煩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空下，如果大學教授還把「革命」理解為「湯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將「鬥爭」還像舊中國那樣說成了「爭鬥」，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們要「脫褲子」、「割尾巴」、「洗滾水澡」，用上得了辭典的話來說，就是要進行「思想改造」。即使這樣，我們看看當年老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發表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批胡適的文章，依舊新名詞用得別彆扭扭。於是乎，基於同一個理由，聰明的人幾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時，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識分子編了這本《新名詞綜合大辭典》。辭典問世之後看來很是暢銷，半年之後就出了增訂的第二版。
在這本辭典里，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今天已經成為日常用語的詞，比如「群眾」、「基本群眾」、「群眾觀點」、「為人民服務」以及「宣傳」、「鼓動」、「調查研究」、「民主評議」，其中有些顯然火藥味比較濃，像「鬥爭」、「鬥爭性」、「反動」、「反動派」、「反革命」和讓許多人至今一聽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過看來在那個時候「坦白」還沒有像後來那麼驚心動魄，該項詞條的解釋是：「就是沒有隱瞞。指當眾執行自我批評，把自己所犯的錯誤公開訴說出來，並表示悔過，決不再犯同樣的錯誤」（見該辭典第90～91頁）。但是後來的實踐證明，有許多尾巴沒有割乾淨的知識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後就可能接二連三地「坦白」下去，「決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似乎沒有可能，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圍的人看來是沒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難」。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屢屢要「坦白」的東西，在這本辭典中也有明示，它對「個人主義」是這樣解釋的：「與集體主義對稱，認為個人的發展是歷史進化的目的和內容。極端的個人主義甚至認為每個個人必須完全從任何社會羈絆下解放出來，應當以自己的志願為方針。近代個人主義者擁護資本主義制度，已成為一種反動思想了。」（該辭典第83頁）既然「個人主義」被判定為「反動」，估計也只好當過街老鼠來對待了。「自由主義」的命運也差不多，該辭典告訴我們，在帝國主義時代，「自由主義早已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工人貴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的主要內容後，最後的判詞是：「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該辭典第85～86頁）進入革命時代以後，有誰不想進入「集體組織」，或者能不進入「集體組織」呢？如果你的身上「個人主義」或者「自由主義」尾巴的根還在，或者人家認為還在，那麼就很可能有「反動」和「惡劣」的噩夢纏著你。
在這本辭典中我還找到了解釋「王實味思想」的詞條，上面是這樣寫的：「王實味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個要點：人性論、蛻化論、極端民主主義和平均主義。」（該辭典第56頁）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到了這樣的詞條，「大灶」、「小灶」。當年王實味就是因為自己吃著「小灶」，卻偏要對大小灶之分嘮嘮叨叨，結果變成了某個陣營人人談之色變的托派，最終丟了腦袋。
讓我同樣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新詞」：「劉宗敏思想」。對於我這個學歷史的人來說，不用看就知道這裡講的是什麼。看來，在進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還有人想著，可是很快，這個詞就消失的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顯然「資產階級思想」更可惡，更眾「惡」所歸，在金錢美女面前看不開，只能是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不可能有什麼別的。再到後來，等到我記事時，那個進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羅金錢美女的劉宗敏（沒進城之前未必就不貪財好色），已經在某大作家筆下變得十分可愛了。在這樣的歷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們進步的神速。
其實，辭典里幾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詞」，對於從根據地來的人來說都是老生常談。新名詞之新，就是向根據地的話語體系靠攏，所以甚至連根據地的一些口頭禪也被辭典鄭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廣播」、「鬧情緒」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詞還特意註明「山東話」。從這本辭典里，我們似乎可以看見，在建國初年顯然還相當洋氣的上海，有一群知識分子正在脫下西裝，換上列寧裝或者軍裝，文質彬彬的嘴裡拚命學著根據地的土話。
今天，又是一個新名詞大換血的時代來到了，據說又有人編了新名詞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