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對於現在的青年人來說，已經相當陌生了，即使是學文史的大學生也未必全知道他們的來歷。記得在「文革」後期，一位鄉間讀過私塾的老先生，曾拿著這兩個名字來考我，本以為我肯定不知道，不料我卻答上了，可是周圍的夥伴包括那些從上海北京來的「知識青年」，卻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中國人的時間似乎在20世紀過得特別快，變化也特別大，倒退回去100年，伯夷、叔齊的名字至少讀書人都是耳熟能詳的，他們堪稱古代士大夫心目中聖潔的偶像，連「亞聖」孟子都稱他們二位為「聖之清者」，歷代讚譽他們的詩文以及畫卷層見疊出，收集起來大概可以裝上幾馬車。清代著名學者管同（異之）甚至別出心裁地將夷齊餓死的首陽山稱為「餓鄉」，心許為理想的聖境。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訪問革命後的蘇俄，寫了著名的《餓鄉紀程》，雖然將心目中的餓鄉從首陽山轉移到了俄羅斯人那裡，但說明在他心目中還有夷齊的影子。
孔夫子也是聖，甚至也說過「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喪氣話，似乎要步伯夷、叔齊的後塵了，然而終於還是捨不得父母之鄉，吃著魯侯的飯，老死在闕里。所以他只能算是「聖之時者」，比不得夷齊之「清」。伯夷、叔齊兩位公子哥，放著好端端的孤竹國的國君不做，卻為了某種虛玄的理想，苦苦勸阻周武王伐紂，據說他們認為殷紂固然暴虐，但周武王伐紂卻不過是以暴易暴，以亂易亂，不合乎神農氏古德。（《冊府元龜》卷805）最後跑到首陽山用自家的肚子實踐「不食周粟」，日日填薇菜果腹，後來據說又為了某婦人的一句閑話，連薇菜也不肯吃了，終於餓死在山上。伯夷、叔齊的故事正好發生在中國歷史由含混到清晰轉化的時代，與同時代周文王與姜子牙的故事一樣，也許帶有很多的虛構性質，有多少真實可信的成分很難說得清。但是，這個故事在士大夫嘴裡被傳誦了幾千年（老百姓似乎並不太在意這兩位），自有某種道理在。
古代的讀書人，能逃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歸宿的並不多，求學之初就成心想離仕途遠遠的人就更是鳳毛麟角，像白烏鴉那樣的稀罕。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比較有才華的人，卻又非常嚮往那種不食君祿、遠遁山林的境界，甚至幻想著也許有那麼一天可以跟權傾天下的君王叫叫勁，不吃他的飯也不聽他的招呼。所以，士大夫在上朝伴駕之餘，往往會想起伯夷、叔齊的故事。伯夷、叔齊與歷代的隱士有著本質的區別，隱士們或者顧慮於仕途的險惡，以求自保，如秋風起思江南鱸魚膾者；或者為待價而沽，如南陽草堂高卧者；或者乾脆是以隱求進，如「翩然一隻雲中鶴，飛來飛去宰相家」者。而伯夷、叔齊跟他們都不一樣，他們的行為如果是真有其事的話，更多的是代表了先秦士人的一種執拗和傻氣。我們在摔琴的伯牙，抱柱的尾生甚至還有那個毀容吞炭的豫讓身上，都能看到類似的傻氣和執拗——雖然發傻的形式不太一樣。傻氣和執拗的背後，是士之為士的尊嚴。
秦漢以降，樂意維持自己的一點尊嚴，對君主持不合作態度的人自然還有，但如伯夷、叔齊般的傻氣和執拗卻消淡了。名氣很大的嚴光（子陵）不過是個高明的隱者，因為他明白在武夫和豪強當道的劉秀的王朝中，不會有他更好的位置，呆在皇帝身邊只會讓這個昔日的好友多添些尷尬，也令自己多幾分沒趣，所以識趣地溜到了富春江去釣魚。魏晉名士中，只有既喜歡打鐵又能彈《廣陵散》的嵇康還算有幾分傻氣。阮步兵只敢借酒躲過司馬氏的攀親，因為他遇窮途知道「慟哭而返」。劉伶邊走邊喝，沉醉終日，後面跟著個童子抗著鐵杴，說「死即埋我」，然而到底沒有被埋掉。五柳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縣衙後面官地里種的糜子沒等進酒坊釀出酒來就掛冠而去，但是如果有五十、五百甚至五千斗米，事情的結局則未可知矣。儘管真正像伯夷、叔齊那樣操練的人愈見其少，但他們二人身上的光環卻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逝。後人追思夷齊，玩味悼惜那點可望不可及的清境，維持心中的那道尊嚴的最後防線。對「餓鄉」的神往，伴隨著士大夫的演進也伴隨著他們的退化。
志趣和愛好都有相當多舊士大夫氣的毛澤東，卻不那麼欣賞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齊。他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和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一下子來了個大翻案，揖讓變成了「開小差」，苦諫化為助逆，原來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變成了惡行、醜行，更不消說還有什麼「民主個人主義」的現代徽號的饋贈。當然，毛這麼說，可以理解。其實大概從周武王開始，統治者就不會喜歡怪兮兮的伯夷、叔齊，不然怎麼「聖之時者」被供在文廟裡做「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皇帝」，而「聖之清者」連進文廟陪坐吃冷豬頭的份都沒有呢？不過，大概除了朱元璋這樣小心眼生怕讀書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別厭惡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齊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裡寫寫《伯夷頌》之類，也隨他去。因為嚮往夷齊既不是懷貳心不臣，也不至於老到自己耳邊聒噪，勸這勸那。這就是為什麼韓愈諫皇帝迎佛骨而遭貶，而寫《伯夷頌》卻沒有事的緣故。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顧禮遇士大夫的王朝傳統，碰上看不上眼的就當廷杖責。打爛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們的尊嚴，結果到了朱某的後世子孫那裡，一個小小的宦官魏忠賢居然會有成千上萬的士人做他的乾兒干孫。清人說送掉「大明將士」和崇禎夫婦兩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實在是大錯特錯，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實就是那錦衣衛手中令人羞辱難當的棍子。人既然沒了尊嚴，做什麼也就無所謂了。
哀莫大於心死。沒有羞惡之心，如何能有善惡之心，沒有了尊嚴，自然也就沒了起碼的羞惡之心。知識分子的社會認同是什麼？是包含善惡之心的良知，良知要靠他們對於權力的相對獨立才能保持，一個喪失了尊嚴的階層，自然談不上獨立的地位。中國的歷史上並不缺乏荒淫無恥，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至少不會將荒淫說是聖潔，他們也知道有人會對此說三道四，因為畢竟不會全都同流合污。
說實在的，本人對於韓愈的文章一向不感興趣，《伯夷頌》寫的也似未見佳處，不過裡面有這麼一句話說得還是不錯的：「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周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而我們這些讀書人，正是因為「有所求」，以至於最終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餓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