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國門雖然被人打開了，西器、西俗和西學漸次東來，但中國人對於西方現代政治意義上的選舉（vote）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能理解，任憑先進人士怎樣啟蒙，大家就是不開竅。在所有能識字作文的國人眼裡，選舉是考試，不是投票，得選與否，一看自己的發揮，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沒有關係。所以，儘管先進人士一個勁兒地說西方選舉政治的好話，而且搞選舉的西人一個勁兒地打我們，但是國人還是在一個勁兒地操練自家的科舉，甚至當西方人打進來的時候，還幻想人家也跟我們一樣開科取士（曾經傳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干過這事）。
不過，近代以來的世界畢竟是西方的世界，體系、規則、座次都得由人家來定，然後把你拖進來摁到某個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遲都得接受人家的規矩，包括名詞概念。中國人的學習能力和識時務的能力都不差，只因為國家太大，資格太老，架子放不下來，耽誤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國人畢竟聰明，當我們被西方的好學生日本人教訓了一頓之後，終於肯放下架子學習了。
上海是晚清中國新鮮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國人，都跑到這裡來見識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輪馬車；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麼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買辦，講一口洋涇浜英語，甚至投票選舉也敢一試。
不過，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選政治領導人，而是選美女。十九世紀末的上海，是個「繁榮娼盛」的年代，從街頭的流鶯，到書寓的校書，鶯鶯燕燕，成千累萬。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個文氣未消的時代，即使是青樓也要講究一點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於是肉竹發，小報出，花酒來。甲午戰後，文人學士，家仇國恨，無處排遣，有關醇酒婦人的行動格外活躍，於是有人發起為妓女評花榜活動。
花榜模仿科舉考試，分色藝兩項，給妓女打分，分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們用不著動筆，也不需交卷。能進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紅的人，至少有人樂意捧場。這種活動相當古老，據說十七世紀就有，當時怎麼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時的花榜，卻採用投票選舉的形式，由報紙來主辦，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遊戲報》的花榜評選。這位《官場現形記》的作者，筆下生花，罵官罵得暢快，辦報點子也多。《遊戲報》的花榜評選自1897年夏開始，每年評選四次，以當年的首次選舉最受關注，報紙的銷路為之大增。花榜選舉的票當時叫「薦書」，一份薦書算一票，以票多為勝，得票相同則參照輿論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30名，其餘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參賽的妓女無論一、二、三甲，都在報上列出。第一次選舉，雖然是僅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狀元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過，參與者中至少有一個是外國人：美國人雅脫，他發信抗議，說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後，要求更正。顯然，如果此信屬實的話，只表明了西方人對中國美女的感覺跟中國人自己是不一樣的，按「民主原則」，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雖然一不能做官，二沒有獎品，但所得到的好處也是明顯的。發榜之時，報紙在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註明了住所，而且開列了些讚詞，據說這些讚詞都來自於薦書，名次越是靠前，讚詞就越長。讚詞的話有長短，可肉麻程度卻差不多，比人則非西施即王嬙，喻物則非花即月，什麼「清若白梅」，什麼「與月爭妍」，連最後兩名也是「身材俏麗」和「琪樹瓊花」（從後來流傳下來當時的照片看，這些當年被吹成羞花閉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獃滯，以今日之眼光觀之，一點都不美）。發榜之後，不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們以後生意興隆、收入驟增，就連寫薦書的秀才們也因其文辭的艷麗，因此多了些在報上露臉的機會，可以多收點潤筆。當然，得到好處最多的是發起活動的報紙，銷路增，廣告來，評一次花榜怎麼也吃上幾個月。事實上，隨著花榜的評選，相關的各行各業都得到了拉動。當時中國的照相業剛剛起步，正是由於花榜後來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終吊起了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裝，由於報上的宣傳，而被廣大的良家婦女所效法，因而服裝裁剪業也發達起來。報刊也因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來，由妓女而女學生而名媛閨秀，日益興旺發達，迎來了中國傳媒業的第一個春天。其他被拉動的產業，估計還會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舉了。
在報紙發起評花榜之前，中國的花業或者說娼業，雖然也是一種「產業」，但卻只在中世紀的層次上運行，不過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選舉的花榜，花業才轉變成了美女經濟。花榜評選的設計者李伯元之流，對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卻無師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選舉。顯然，如果不是這種海選性的投票，花榜的評選絕不可能鬧出這麼大的聲勢，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綿延二十幾年的花榜選舉，也就沒有了美女經濟。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國人手裡，最先得濟的是我們的美女和美女經濟。
太政治的「花業」
花業不是花卉行業，這是個老詞兒，指娼妓業，過去不僅有花業，還有花捐、花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里，某船妓有言道：做官和我們做妓是一樣的。明顯屬於吳某這個海上文人對政府官員的污衊，我的文章扯花業帶上「政治」，決無類似吳某的「惡攻」之意，所要說的無非是清末民初曾經輝煌過的、而且照章納稅的娼妓業的一點舊事。
關於娼妓業繁盛，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中國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軸線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麼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樂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較高的娼妓那裡，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還是要嫖。不過，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性方面很開放的時代，即使是夫妻之間也浪得緊，卻不見娼業因此有所衰敗，所以這種說法道理雖然不能說一點沒有，倒更像是男人尋歡尋樂的借口。在這麼大的中國，一回到歷史那裡，理論總是要觸霉頭。反正不管怎麼說，中國的娼業，或者說花業一直很繁榮就是了，王朝興也罷、亡也罷，反正人家商女都在唱後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擾。
人說有名妓而後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養了名士，還是名士捧紅了名妓。這個問題更像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恐怕任誰也說不清。其實，沒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讀書人（士）都喜歡跟妓發生點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間的故事更有傳播價值，所以留下來的比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較發達。朝廷對這項贏利很大的事業，一直堅持「公有制」原則，從業人員國家管理，收入上繳國庫。清朝廢除官妓制度，不過依然壓不住官紳們的慾火，結果是民營花業一天天興旺起來。花業民營了，遊冶其間的名士（準確地說應該是文學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們也就更自由了，淺斟低唱並肉帛相見之餘，給小姐們打分品題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舉本是男人的命根子，但這個時候卻被拿來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樣，分狀元、榜眼、探花，然後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輒引以為憾」。其實，這種盛事據說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時北京由於朝廷明令禁止官員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優人），自然也就談不上給妓女評「花榜」。
自打晚清鬧「長毛」之後，上海這個小小的縣城陡然之間就膨脹了起來，一方面是因為洋人看上了這塊風水寶地，一方面是戰亂把江浙一帶的財主連同財產都趕到了這裡。關鍵的是這裡地處揚子江的末端，是長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遼闊，幾乎囊括了大半個中國，有著最好的經濟前景。繁榮總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業也就一天天繁盛起來，不僅壓倒了原來的妓業勝地大同、陝州，就連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嘆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於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國中之國，雖然裡面住的大多數是黃臉漢（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卻是白麵皮，清政府的頂戴花翎在裡面什麼都不算。繁榮的上海養娼妓，也養文人。在這麼個華洋雜處的地方，歐風所及，文人們習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窯子敢大肆招搖倒是真的，不僅招搖，而且還辦了報紙渲染自家的風流韻事，把中國的報業著實推進了不少。於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藝排成「書寓」、「長三」、「幺二」之外，還定期舉行花界「科舉」，其頻繁程度，多時達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報主持，文人們推薦，選舉狀元、榜眼、探花，有幾年還按色、藝分別評選花榜和藝榜——後者走武舉的路子。
進入民國以後，由於科舉早就廢除了，大家對狀元榜眼什麼的也膩了，新鮮的是總統、總理和督軍，所以花榜的頭銜變了，改成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推舉方式也跟著民國一塊兒進步，從原來的文人寫信推薦，改為開大會投票選舉。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在政壇，而且在花界也得到了體現。有選舉就有競爭，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