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在引進西方制度的同時中國自然也引進了選舉制度。比較而言，同屬西方政治影響的東西，政權下移最合中國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徹底，文官政治次之，人們也能認可。議會政治就比較麻煩，無論如何都搞不好，不是變成議會專制，就是廢掉議會。議會政治難以落地，最關鍵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在中國難以落實。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倫理本位和集體本位的國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沒有選舉這回事。
對於過去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選舉就是選官，就是科舉考試，根本就沒有投票的概念。相對於民主政治，傳統中國社會倒是有協商這個概念，但協商每個人的發言權是不一樣的。集體本位的社會離不開權威，因此，即便是協商，也是依據每個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發言權。地位低的人意見要想被採納，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當然，沒有概念的事物，不見得就完全沒有辦法引進。但是問題是，西方制度被引進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的，人們無非是藉助這個看起來很美的工具來實現富國強兵的夙願。這裡，民主沒有文化的內涵，更沒有價值的意義。在這種前提下，選舉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往往呈現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選舉，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層社會打交道。中國自辛亥革命實現政體變革之後，北洋時期搞過兩次國會選舉：民元國會和安福國會。某些地方軍閥，也推行過聯省自治，搞過地方議會的選舉。國民黨則搞過行憲國大選舉。這些選舉，無論動員力度大小、百姓參與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為了完成上層政治某項任務的工具，老百姓不僅難以藉此實現民主政治的啟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謂集體本位，意思就是一個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意見是通過這個群體的精英來表達的，而倫理本位則表示，所謂的精英只能是群體倫理關係中處於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國會選舉中，雖然中國人還沒有學會買票賄選，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個選區的投票差不多都是體現本區域精英的意志。所謂選舉，不過是工作人員抱著票匭四鄉走一圈，然後按照選民冊代填選票而已。候選人不知道用政見討好選民，主導選舉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選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選人，因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選舉和自己社區日後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只是推出他們認為合適的人而已。民元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地方精英看來，國會是革命之後的新鮮事，而新鮮事就得跟革命沾邊的人來辦，因此，跟革命有關的國民黨就佔了便宜。顯然，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然而，當選舉接著進行下去之後，買票賄選的本事，中國人也學會了。
這麼一來，選舉在底層社會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選票需要買了，買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買，只要買通一個地方精英，那麼這個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選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為也分成兩類，一類借選舉為自己牟利，買票的錢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壓得住茬，一般也不會出現亂子。一類比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會把選舉當成為自己群體謀福利的一次機會。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開會議決，本族的選票一定要賣給出錢最多的候選人，而賣票所得一律作為宗族的公產，用於宗族公益。當然，如果有政權的干預（一般都是掌權的軍閥），價錢上可以優惠，但必須有其他條件作為交換。這就是為什麼在安福國會的選舉中，原本覺得自己在人望上佔優勢的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系會大敗給倉卒組建的安福俱樂部，只得了區區二十幾個席位。因為安福俱樂部背後有軍閥政權的支持，在政權和金錢兩種資源上，研究系都沒有優勢。
軍閥政權利用選舉組織國會，為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性，但底層社會卻把選舉變成一次相當純粹的市場交易。事實證明，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都達到了理性選擇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國民黨行憲國大的選舉，跟此前的選舉有所不同。由於國民黨政權有點全能主義的味道，因此動員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權要強很多。其黨、政、軍、警、特在地方上還是很有力量的，政權對社會的滲透也遠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畢竟經過了現代政治幾十年的洗禮，二戰勝利使得民主國家的聲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居民，民主意識有所萌發。人們初步意識到了選舉與自己生活的關係，只是這類人實在太少，對選舉大局構不成很大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到，由於戰爭的破壞，原有的鄉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減弱，從前選舉的買票方式，有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問題。
因此，此次國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更多地表現為國民黨國家機器在地方高度動員的局面。儘管在選舉之初，國民黨為了防止代表變成清一色的國民黨員，曾經力圖通過地方協商，盡量保證某些無黨派人士，尤其是青年黨和民社黨等附和他們的「民主黨派」成員佔有一定的比例。國民黨事先就把這個比例通告給這些小黨。然而政權機器一開動，地方上擔心的卻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夠，難免動員過度，最後使得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落馬。國民黨中央又不得不出來糾正，結果原來當選的人又不幹，演成很多選舉糾紛。這種政權體系動員下的選舉，已經演變成完全意義上的政權工具。參與選舉的底層民眾，既不可能得到選舉自己的代表的好處，也得不到賣票的利益。選舉，只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
中共在自己的歷史上，最認真的選舉實踐，是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基層選舉。在整個抗爭期間，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由於選舉的實行，為中共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很多國統區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國朋友，凡是到過根據地的，都盛讚根據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國民黨治下的國統區，反而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選舉，而且一度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政策，跟根據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顯然，在抗戰時期中共推行的選舉，從選村長到選邊區參議員，都是相當認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後操控的痕迹。由於中共對於底層社會超強的動員能力，因此根據地每年進行的「大選」（這是當時根據地的通行叫法），底層民眾的參與度，絕非此前任何一種選舉所能比擬。也可以說，這種選舉，基本上實現了底層民眾真正有熱情的參與。很明顯，不能把根據地的選舉，簡單地視為做給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選舉，對於中共而言，有著切實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據地的選舉，是從拔除國民黨基層政權入手的。中共的敵後根據地，本是利用日本軍隊入侵，國民黨軍隊後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雖然軍隊的撤退，很多國民黨縣以上的政權隨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區，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卻還存在。如果用武力驅趕這些基層政權的人員，雖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卻未免有些理虧，或者說，不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於是，中共想到了選舉。
自從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來，留在鄉村的地方精英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越來越踴躍地進入到縣以下的基層政權中，另一部分則跟從前一樣待在政權之外。一般來說，樂於進入政權的精英，往往屬於劣質化的那部分，隨著軍閥割據的政局演變，劣質化的精英還有武化的趨向。這部分的精英的種種作為，從根本性改變了傳統鄉紳的行為模式，用杜贊奇的話來說，就是以掠奪型經紀取代了保護型經紀。這種比喻雖然可以商榷，但劣質化的精英憑藉政權之便行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傳統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組織選舉，原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這部分政權精英，也因此創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傳統精英合作的基礎。最關鍵的是，這種打著地方自治、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卻無法明令反對。
儘管基層換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滿意的人，但是從此以後，根據地的選舉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除了遭遇日軍的「掃蕩」，幾乎每年一次。應該說，這種基層選舉，中共組織得非常認真，其針對大部分不識字的選民創造出來的「豆選法」，簡單有效，廣為推行。在選舉技術上，雖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後來的舉手表決，還是不錯的，算得上是無記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選舉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誰沒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選舉實施過程，中共黨組織一般都不公開出面，即使組織也是在幕後進行。最有意思的是，他們並不強求自己屬意的人選一定要當選，只要被選上的人他們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來講，在農村環境里推行選舉之初，那些傳統的精英被選入參議會、參加基層政權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農民是個需要精英代表的群體。現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說得過去，農民習慣讓他們來出頭露面。但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