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由米歇爾·福柯 的死引起的；米歇爾·福柯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們在電視上看到有關他在法蘭西學院講課的報道。他的聲音幾乎聽不到，只有隱隱約約沙沙聲。聲音本來是存在的，但被記者的聲音掩蓋下去了，記者說那就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講課的聲音。過不久，奧森·威爾斯 死去，照樣再來一遍。人們清楚聽到一個聲音大聲說你聽到這聽不清的離得很遠的聲音是剛剛去世的奧森·威爾斯的說話聲。這已經成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談話的形象被記者的聲音覆蓋淹沒，記者說人們聽到的就是剛剛去世的某人某人的聲音。這無疑是有關部門主管的一大發現，讓記者與死者同時講話，為繼後播放節目省出一分鐘的時間，節目也不一定是體育節目，而是其他不同於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麼東西。
在法國，我們簡直無法與電視記者接近，無法對他們說：搶在面帶戚容的微笑確定時刻前面以氣象報告、容光煥發滿面微笑作為抵押來加以炫示，那是不應該的。也是做不到的。只好另闢蹊徑，如做出兩種神態之間的某種神態，一種什麼也不是的神態。設法讓任何報道都形成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儘管上司有這樣的要求。但是職責所在，無論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報告地震，黎巴嫩兇殺，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車發生車禍，愉快心情也只好丟開不顧了，你呀，你居然還急於尋找喜劇性新聞呢，對於車禍的喜劇性報道，你自己就會笑破肚皮。要是這樣，你可就完蛋了。你夜裡休想睡得著。你說了什麼，你自己明白。弄出徹頭徹尾的滑稽電視新聞，你呀，你就會把情緒搞得一落千丈。
除準時報道的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諾貝爾獎頒獎、議會選舉以外，在電視上一般也看不到什麼。沒有人想到電視上去講話。講話講就是了。這就是說：不論什麼事，譬如一條狗被壓死，也會讓人浮想聯翩，創造性地移想於宇宙萬物，人就有這種奇怪的靈智，而且普及面很大，這就是一條狗所能引出的效果。在電視上看到的講話那可是另外一回事。應當說，我們是顧客，電視機買主，納稅人，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電視上的失誤和事故，於是政府人員和月薪上千萬的記者跑出來講話了。希拉克在一九八四年書展開幕式上說他讀詩是因為詩短小，對經常乘飛機旅行的人十分適用，還有一個什麼人宣稱黑白電視在某一規定時間開播最好不過。我么，我也曾在電視上聽到說起《廣島之戀》，阿蘭·勒內和雅克琳·迪瓦爾的著名影片 。我還聽到談及《英國情人》 ，由著名女演員瑪德萊娜·巴羅爾主演。這麼一個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從事電視演出了。
人們不停地聽那些不扮演什麼角色的人說出本色語言，聽他們討論時事，如果是這樣，電視也許就讓人無法接受了。他們不可能有什麼變通，稍稍拉開一點距離，總是本色，過分的逼真。人們在電視機前正襟危坐，因為在那裡，在那樣的內容和形式上，人們不講真話，那是不可避免的。當有些記者準確談到我們所希望了解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令人驚嘆的大學生罷課前途將是如何，人們都在為那些記者捏一把汗。人們真想熱烈地擁抱他們，給他們寫信。他們的聲援和學生罷課運動匯合成為一體了。這種事是前所未有的。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法國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談論這件事，就像談論罷課一樣。這的確是那些日報的一個偉大節日，直到帕斯卡和龐特羅 放出他們的警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