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歲末，遇到兩件快事。一是經過台灣同行們的熱心奔走，我赴台的心愿即將實現；二是「雲門舞集」在京滬演出「新傳」，引起轟動。兩件事接踵而來，使我更信宿命論。並覺得歷史運行自有其軌道和速度，興衰分合，常出乎人們意料。
數年前我在香港時，施叔青熱心的把我一篇小說拿到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她問我：「稿費要什麼錢？要美元還是港幣」？我說：「要新台幣」。她奇怪地說：「你要它怎麼用」？我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會到台灣去，總會有用到新台幣的時候！」她笑著罵了我一句廣東話：「氣性！」也就是精神病。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我看「雲門舞集」演「新傳」，是8年前在香港。天天在商業文化、租界風俗中呼吸，突然看到台上的人穿著祖傳的中國衣服跳紅綢舞，扭秧歌，令我激動流淚。閑幕後我隨詩人戴天到休息室去看林懷民先生。我說：「真可惜，這麼好的演出。我只能在香港看到，我希望你們到大陸演出。在大陸你一定會找到知音。」林先生說：「我也想去大陸演出，誰知要等到哪一年呢？」後來聽說因為經費困難「雲門舞集」停辦，林先生去了美國。我認為大陸觀眾永無機會再看到「新傳」，著實為此嘆息了幾天。
兩件事情突然都成為事實，我懷疑地球的轉速加快了。回想起第一次台灣作家戲劇性地見面，就像發生在昨天。
9年前，我去東京參加國際書會。臨行前聽說台灣作家也去參加，我好緊張。既不知該與他們怎樣相處，又很想和他們見面交談，為我關切的兩件事尋找答案。
一件是私事，我太太兄弟姐妹叫舞鳳、舞鶯，哥哥叫舞鷹。這一年大陸某雜誌發表一幅台灣畫家的油畫，署名是「韓舞麟」。同事指著這名字跟內子開玩笑說：「這是你哥哥吧！你不是隱瞞了台灣關係吧？」「文化大革命」期間，有親屬在台灣者，有說不清的麻煩。她一聽嚇得連連搖頭說：「無冤無仇，這玩笑可開不得。」回家後她把此事講給家人聽，我岳母聽了大驚。悄悄說：「你是有個堂兄叫舞麟呀！抗戰時二叔與你爸一同離家，途中失散，多年沒有消息。也許他們真到了台灣吧」？她就叫我見到台灣作家時打聽一下。
另一件事就帶點公事的味道了。70年代末我寫了篇小說叫《尋訪畫兒韓》發表在「人民日報」。不久舉行評獎，取得了預選資格，後來卻又被撤掉了。我找熟人打聽落榜原因，才知道（傳說）該作品有「抄襲之嫌」。我說抄襲之作敢登在《人民日報》上嗎？答曰「抄的是台灣作品。大陸人沒機會看到，故存僥倖之心」。「文化大革命」中連偷聽海外廣播都要治罪，我把台灣作品抄來公開發表，這麻煩怕小不了。便深居簡出作聽候發落狀。誰知此後倒也再無人提起。我又找朋友打聽。朋友告訴我：「經過研究，認為你這些年被監督勞動，不會有機會讀到台灣書刊。這題材帶有傳奇性，兩岸都是中國人，聽到相同的傳說，寫成撞車的作品也是可能的。不過為了省點麻煩，以不給獎為好……」我問是和誰的作品撞了車？那作品什麼名字，朋友說他也不知道。
這筆糊塗官司反引起我要讀台灣作品的興緻。女作家韓秀來北京。聽我有些願望，送我一堆台灣小說，我才找到被我「抄襲」過的《紅絲鳳》。也才領悟了林海音、陳映真、朱西寧、余光中、洛夫等作家的風采。讀林海音的作品像聽姐姐講往事，陳映真又使我進入了一個即相似又陌生的環境，而朱西寧和司馬中原，頗有一見如故，似曾相識之感。最大的收穫是我不再為「抄襲之嫌」感到委屆，因為我發現兩岸作品，不論是內容上、寫法上，以至某種心態上，有「抄襲嫌疑」者，絕非惟我一家。一個祖宗的子孫，一個科班的徒弟，許多思維模式，觀念心態，措辭用語，甚至連弱點、毛病，也像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為此，我願有機會和台灣同行見面，增長一些對台灣文學的了解。但真的有機會見面了。卻又緊張起來。甚至有種說不明白的顧慮。
到達東京後，東道主舉行盛大招待會，歡迎全體客人。我就趁機會找台灣同行。在一片西裝革履，歐衫美裙，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鼻子都一般高，皮膚一樣黃，要分辯出那一位來自台灣，得有點福爾摩斯的本事。正感絕望之際，遠處人影一閃，竟看到一件中國對襟小褂，在西裝堆里鶴立雞群。這是台灣來客不會錯了，想前去打招呼卻又怕討沒趣，遲疑間就碰著了一位小姐後背，我忙用日語道歉，女士一笑，用標準國語說：「別客氣。」我聽了一愣，她又笑笑說：「我是華嚴。」久聞大名的華嚴就這麼突然出現在面前，兩岸作家就這麼開始交談了？我還有點轉不過勁來。她看出我的窘相，指著我胸前名牌打趣道：「您不必自我介紹，鄧先生，這寫著呢。」這時，穿對襟小褂的朋友正湊了過來。華嚴向我介紹說：「這是羅青。」羅青的詩和畫我在一位美國外交官家見過，印象極佳。我說：「老遠看到這身褲褂，就知道是中國人，沒想到你就是羅青。」華嚴說：「你在遠處鄧先生就看見了，我就站在他身邊，他卻目中無人。」說得三人都笑起來，這一笑，折磨我多天的疑慮和緊張就打消一半。
我跟羅青談得滿投緣，他約我第二天共進早餐。在餐桌上閑談起自己人之間的話題。羅青熱情真誠，沒有我那麼多疑慮，談到和大陸作家在海外相遇，發生過不不愉快的事時，他很動情的說：「在外國人眼中我們都是中國人。多一點商量少一點誤解和爭吵不好嗎，何必叫外國人看笑話？」他叫我原諒他的直爽，其實正是他的直爽使我感動。回到房間，我和老作家柯靈談了我的看法：兩岸隔離太久，有點誤解難免，某些觀點不同也屬正常。但同胞之情高於歧見。應當以誠相待，求同存異，以和為貴。柯靈說：「我同意。大家見面的機會難得，要互相多尊重。我們倆從自己做起好了。」
這天到金閣寺參觀，我正一個人順湖邊散步，後邊追上一個戴貝雷帽。叼著煙斗的藝術家。他走近我身旁時問道……「你是鄧友梅先生吧？」我說：「是啊，您是……」他伸出手說：「我是王藍。羅青跟我談到了您。」我趕緊說：「我跟他打聽過你。我看過您畫龍點睛京劇人物，非常喜愛，跟關良是兩種風格。」他說：「謝謝。我看過名單上對您的介紹。原來您也是天津出生，咱們老鄉！」我說：「是嗎，您什麼時候離開天津的？」他說：「上完中學走的，我是究真中學的學生。」我忘形地拉住他的手說：「有這麼巧的事！我也是究真的，我上附小，跟中學走一個大門……」他也感到意外，高興的又裝上一袋煙，並問我：「你抽不抽煙？」我說：「以前抽，現在忌了。」他聽完大笑：「沒錯，就咱們天津人管戒煙叫忌煙！外邊人想冒充都辦不到。」我倆聊得熱乎，把猜疑、禁忌全扔到了九霄雲外。到看歌舞伎時產我乾脆隨他坐在台灣作家中間，沒有初見面時那彆扭勁了。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跟王藍談話引得我掉了淚。我問他：「你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跟您打聽個人知道嗎」？他說：「誰？」我說：「台灣有位畫家叫韓舞麟嗎？」他說：「韓舞麟，還算是我的學生呢，羅青也認識他。」我問：「他的原籍是不是揚州人？」他說：「好像是的。」我說：「他父母都健在嗎？」他說：「他健在。對了，他家是揚州人。父親是位美術教員。母親是演員，現在還常常拍電視劇呢。」我壓低聲音說：「這麼說，他確是我的內堂兄了，你回台灣替我傳個話，他伯母一直惦記著二叔全家，要我打聽他們的地址。我岳父叫韓北屏，是位詩人，已經不在了，岳母還健在……」王藍聽了很動情。回過頭對羅青說：「鄧先生是韓舞麟的妹夫，一定把這話帶回去……」
大概是先天的血緣情分總重於後天觀念形態吧。隨著會議進行，兩岸作家之間的關係，起了微妙的變化。由只點頭變為出聲寒暄，由應酬式的寒暄又變為較深入的談心。日本接待人員看在眼裡，接待方法就跟著變化。開始時每逢外出，他們都把兩岸作家分別請上兩輛車，惟恐碰到一起不便。後來卻專門騰出輛專車，笑嘻嘻抬手說：「中國作家，都上這一輛車吧。」
分手那天，王藍來到我的房間，送我一本畫冊。我把小說《煙壺）送他作紀念。我問他：「如果我選一些您的作品在大陸發表，你不反對吧7」他說：「當然可以，不過，不必說問過我吧。」他又一次對我說，見到舞麟會把他伯母一家的情形告訴他。
回北京後，我告訴岳母二叔一家確實在台灣，二叔是教員，二嬸是演員，現在她還在拍電視劇。全家人聽了好幾天都處在喜悅興奮狀態中。
我把王藍的畫選出一組送到雜誌發表，並且寫了一篇介紹。（但沒說這畫是怎樣得到，更沒說我倆見過面。那時還沒這麼大膽）。有一天。忽然有位長者找到我家，對我驗明正身後，便拿出一張照片給我看，問道：「你介紹的王藍是不是就是這個人？」我看了連說：「正是。」他說：「我是王藍的胞兄，在天津工作，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