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棠逝去，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心中反覆一句話：世界上少了一個好人，共產黨少了一名好黨員，文壇又損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個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張鍥、泰豐同志去看他，特意帶了一篇文章讀給他聽。40年前團中央開反右大會，我曾奉命上台發言，批判紹棠下鄉不該帶饅頭！事隔數十年我們再次相會，友情依舊，紹棠從未提起過此事，但我不能忘記，一直想找個機會公開道歉。文章10年前就寫下了，由於氣氛不合，朋友建議暫不發表，便壓了下來。如今大家都年過花甲，我想早點了結這份心愿，我趁著兩位作協領導在場，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讀了一遍。紹棠聽後含淚揮手道：「咱們倆誰不了解誰？內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著……」
兩位作協領導也說：「過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後來紹棠出院，我倆再見面。他責怪我不該在醫院提那件事。我說：回首往事，有人負我處，也有我負人時。人負我一筆勾銷，我負人永記不忘。紹棠說，他贊同這想法，不過我倆之間不存在誰負誰的問題。不該這樣小題大作。
我舉這例子，說明紹棠本質的寬厚，不像他外表給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寫小說要塑造典型，紹棠本人就是個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壇「器重」，後被「錯劃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輕，愛國，愛黨，受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文學影響甚深，連優點帶缺點全都接受。他們可能有各種缺點，卻絕不會喜歡「資產階級專政」。而他們的青春年華卻要戴著「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度過。做夢也沒想到趕上鄧小平同志領導撥亂反正的時代，沒想到還有第二個春天！一旦復出，就以整個生命擁抱新時代。不摻假的擁護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放聲歌頌改革開放，歌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20多年磨難，他們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愛得更加真摯深沉。對往事多持諒解態度。紹棠則更激進些，談起「五七」年事，他說那是「母親打孩子，打錯了，做兒子的也不該抱怨！」他們一旦重新得到寫作的權利，便夜以繼日，不顧性命地拼搏，忘記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頭小伙，只見「夕陽無限好」，忘記「只是近黃昏」。心態與年齡不同步，主觀與客觀欠協調。本要多出點成果，卻過早倒了下去！
紹棠算得是這類人中一個典型！
我認識紹棠時他17歲，40餘年來，風風雨雨，我們沒斷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們劃為北京市文學界的同一個「小阿飛集團」；「四人幫」垮台後不少舊友是通過他又和我聯絡的。積數十年之觀察，我認為他最大優點是政治上堅定，對黨、對社會主義從無二心，即使遭到錯劃也毫不動搖；第二個長處是保持傳統文化、傳統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舉，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熱腸，助人為樂，處人際關係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著帽子在農村掙工分時，同命運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傾全力相助。錢票糧票，沒多有少，決不叫人空手回去；發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總要熱心招待。哪怕是鹹菜下酒，也要一歡而散，臨走時送上火車。
說不清是他把生命獻給寫作，還是寫作給他以生命。在餓著肚皮勞動的時候，在被剝奪寫作權的狀況下，我怕抄出來作為罪證，連日記都戒絕，他卻還關緊門窗趴在炕上寫小說。寫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鄧小平同志再給我們寫作權利時，他才敢去挖取，也才發現早已腐爛成泥了。我為他痛心，他卻說：「那也沒白寫，總是滿足了我的寫作願望！不然活得多沒味。」
這樣的人復出後怎能不爭分奪秒地拚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國。他總是同行者中惟一帶著稿紙，每日定量寫作，不做完「功課」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沒法想像，新時期以來10多年間，他怎能寫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產量的10倍！
紹棠熱心助人，不管是長輩是下級，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沒說過不字。能辦的辦，不能辦替你託人辦。他關心社會活動和公益事業。不論是大事小情，研討聯歡，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場，幾句好話一說，他坐著輪椅也趕去參加。除此之外他沒有個人的業餘消遣。他去世前兩天，一位退休老編輯找我談申請入會的事，拿的又是紹棠的介紹信！蠅頭小楷寫滿了介紹意見欄目。這可能是紹棠最後的文字。
人無完人，紹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聖賢。（聖賢去世之後也常被人揭出種種不足！）看紹棠一生，大節可贊可賞。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沒有性格的多側面，那還是劉紹棠嗎？近年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他在悄悄地彌補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點。比年輕時理智思維多，意氣用事少了。不計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關心文學界的團結狀況。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黨號召文學界團結起來。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學而奮鬥，我們幾個老人帶個頭不好嘛？我們都是發小的兄弟，沒有過不去的坎兒。找機會大家聚一下，什麼也不用說，杯酒釋疑猜。咱們團結起來，年輕人會跟著學！」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會，實現了他的願望。朋友們歡聚一堂，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顧全大局，不計私怨，共商繁榮文學大計。紹棠很高興，不顧病痛，盲到開完會沒請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們弟妹，既不敢惹他掃興，又怕他病情加重。一邊推著輪椅一邊悄悄看他的臉色，低聲嘆息。
紹棠走的很安心。但我們仍要把增進團結、繁榮創作的局面更推進一步，這是對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